报道：困困 ｜ 摄影：欧宁
面对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刘震云又讲了一遍他讲过很多次的那个老段子：
“那年我们河南的饥荒真是惊世骇俗呢，可是河南人并不悲观，饿死前，他们没有像哈姆雷特似地对天长哮——究竟，是什么害死了我？！ 他们反倒显示出卓越的幽默感。比方说，莫言比我先饿死了，我心里就暗暗高兴：我可比莫言多活了两天，我赚了。假如阎连科趟在路边不动，我赶紧跑过去挖他腿上的肉准备充饥，一挖，连科疼醒了，我只好对连科说：连科啊，你不行了。连科点点头说：是啊震云，我不行了。说完他闭上眼睛死了。”
听完这个段子，我盯着略萨看，看他有什么反应，他没笑。可能同声传译有滞后，可是这之后的整整一个小时，略萨都绷着脸。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被请到中国呆了四五天，上海和北京对半分，上海因为争夺采访机会闹出了些争端，到了北京索性采访全取消，于是就好象有多得用不完的时间似的，略萨被安排进了这个冗长的，官样的，工作汇报式的座谈——社科院的小会议厅围了一圈儿，在坐的除了莫言、阎连科、刘震云，还有翻译家尹承东、赵德明、李洱、徐小斌、张抗抗⋯⋯，人可真够多的，又要论资排辈挨个发言，时间就在客套和寒暄里消磨一空。中国作家的发言角度各异，但基本模式统一三句话：“略老，我崇拜您！”“我对您的崇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崇拜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疑问还请您指示。”
略萨就那么听着，看不出对这些陈词滥调作何感想。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美男子，现在看来也风韵犹存，头发斑白，目光炯炯，像个老年版的Mr.Big。
略萨不是第一次到中国。1994年，他们一家四口到北京走了一遭，翻译家尹承东、赵德明跑到王府饭店与他有过短暂的交流，当时翻译家们问略萨：“您以前老说要来中国，怎么现在才来呢？”略萨答：“这几年我介入政治过多，有好多麻烦事儿。唉，一言难尽啊。”略萨的作品始终与秘鲁的社会现实缠斗在一起，他不仅描写政治，还参与政治活动，曾经成立了政党“自由运动组织”，意图以私有化、法制化和自由化的方式来改造当代秘鲁社会，进入到秘鲁总统的最后决选。
座谈之前，他已经做了一番演讲，核心主题便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不仅描述现实，而且创造现实。而他所有小说的心脏里都燃烧着抗议独裁的火苗：“虚构小说的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过不上小说里那种生活；阅读小说的人（他相信书中那种生活），通过书中的幽灵找到了为改善自己生活所需要的面孔和历险的事情。这就是小说的谎言所表达的真情：谎言是我们自己，谎言给我们安慰，谎言为我们的乡愁和失意做出补偿……一个时代不仅布满了有血有肉的人群，还布满了幽灵，通过这些幽灵，人们改头换面，去冲破那些限制他们、使他们失望的障碍。”
对此，刘震云又发出了感慨：“如果略萨生活在中国，这个环境绝对适合他，略萨讲究文学的政治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也要求文艺工作者关心现实，鲁迅也说文学要与现实结合，虽然他们仨完全不是一个方向⋯⋯”。略萨也大概了解中国作家实在不太擅长掌握“现实主义”的分寸，要么太远，要么又被裹挟成了“为政治服务的荒诞派”，他说：“我并不是为了政治而文学，如果我要表达政治观点，那大可写一篇政治演讲。文学可以将政治作为手段，政治却不能将文学当成手段。”
年轻时因为受到萨特的影响，略萨坚信“文学是严肃的东西，既不能微笑，更不许大笑”。是啊，有一派人就是这样想的，信奉严肃的艺术只能有适度的欢愉，如果太有趣，就不会是一个艺术品了，好象欢愉是有悖于我们安详态度似的。不过《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是个转折点，转折的过程是这样的：
“有一年我去秘鲁的热带雨林旅行，就发现了那个故事，有一种职业叫‘劳军女郎’，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为了让那些捍卫祖国的战士们欢乐地度过业余时间吧，劳军女郎为他们服务，但是她们却严禁为驻军当地村民服务，为了便于管理，出现了‘劳军女郎管理局’⋯⋯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必须用幽默的方式来讲述它，如果我过分严肃，它简直就太不像真的了⋯⋯”
略萨讲着这个有关幽默感的故事，刘震云用开头的那个段子作为回应，这个有关微笑与大笑的话题，竟然是座谈会上最严肃而言之有物的话题。伴随着更多涌现的官腔赞美，以及新浪微博墙上“现场美女如云”的感慨，略萨结束了座谈。这个文学偶像，活着的领袖，迅速被藏匿起来以免被各路人马骚扰，据说他被秘密送到机场回国去了。
正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搞“西班牙语日”，顺便庆祝略萨的中国之行，夜里就在学院门口的广场上搞起了歌舞晚会。擅长开会的作家们自然是不见踪影。人群抖动，又唱又跳，我好象看见了一个老头，头发斑白目光炯炯，我知道那不是略萨，可这又好象才是真正的略萨——他的身姿并不灵敏，但是娴熟地跳着一种拉丁美洲的舞蹈，那是博莱罗舞，年轻的略萨与马尔克斯都深受这种舞曲的启发，它表面十分伤感，实际很俏皮，极其幽默，是一种你不能过于认真的东西⋯⋯。
2011年6月22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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