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2010年《纽约客》评选的20位40岁以下优秀作家。
2010年，又到了《纽约客》选20位40岁以下优秀作家的年份。这个游戏，跟年中各大文学奖项一样，看似评判标准无聊随意，其实好像一张抓拍，把历史直接定格成一个意味深长的群像。上一次《纽约客》选20位40岁以下优秀作家是在1999年。比较这两张合照，似乎可以看出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西方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大卫·福斯特·瓦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朱诺·迪亚兹(Junot Diaz)、朱帕·拉希里(Jumpa Lahiri)是1999年20个人名单中的几个。1999年名单当中的小说家大多遵循着美国小说的特质——大部头、大框架、大手笔。而11年以后，最代表那个年代的瓦莱士已经自杀死去，弗兰岑成为了中生代美国小说家的领袖人物，当年还算年轻的迪亚兹被指作下一个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然而这20个人里的大多数仍然是英语文学的中坚力量。
而这一年《纽约客》评出的20个人，几乎没有一个写过真正的大部头。文学的关注越来越往里走，越来越讲究内心的困惑，也越来越脱离时代的大背景。乔纳森·萨福兰·福尔(Jonathan Safran Foer)与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s)夫妇都是书写感情活动的高手，也是个人情绪文学化的进程当中无可厚非的代表人物。“身份政治”在美国文学当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比重。无论是 10年未回过中国的李翊云，还是年仅25岁的南斯拉夫移民蒂亚·奥布莱特(Tea Obrecht)或者苏联移民盖瑞·施廷加(Gary Shetyngart)都对个人的移民历史有着超乎寻常的关注。就算是福尔与克劳斯，小说中也总在忧郁地朝圣他们的犹太根源——耶路撒冷。今年的英国布克奖更是颁给了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的犹太身份喜剧小说。2010年的西方文学最重要的特质是清新寡淡。当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失败的实验小说《C》被捧为杰作，文学的价值观已经不再有框架。政治不再是国家的政治，而是不同人群各自的政治。文学也不再是时代的文学，而是个人的情感宣泄和简单的文笔竞争。小清新小文艺小幽默小实验的“小文学”将是下一代文学的主题曲。
大萧条时代属于乔纳森·弗兰岑
图说：与大部分作家宅在家里不同，51岁的乔纳森·弗兰岑非常入世，笔下人物都是普通的中产阶级。
乔纳森·弗兰岑是这一年小说界的主打面孔。如果说恰克·普拉纽克(Chuck Palaniuk)是文学界的昆丁·塔伦蒂诺，弗兰岑是詹姆斯·卡梅隆。他知道在什么时候给出怎样的一本小说，可以最大程度地应景与占据媒体话语权。51 岁的弗兰岑是个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小说家，直接可以去写大卖史诗电影的那种小说家。于是，夏天里，弗兰岑《自由》上架的媒体宣传与去年年底《阿凡达》上映时有着相同的架势也不足为奇。先是奥巴马休假时手持此书，他又继史蒂芬·金之后成为了十年来首个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作家，接着又是与知名谈话节目主持欧普拉之间颇具争议的纠结。《自由》也许不是一本所谓具有时代性的伟大小说，但弗兰岑本人却的确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小说家。他身上的公众人物气质在历史上也只有菲利普·罗斯、科特·冯内古尔和海明威等几个才有。
与大部分作家相对隐世的姿态不同，弗兰岑是个非常入世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正常普通的中产阶级小公民，甚至没有多少知识分子情结。这一点，是弗兰岑成功的要道。即使是同样入世的伊安·麦克尤恩(Ian McEwan)，也多少被智力的圈套吸引过去。弗兰岑的本事是可以用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大时代的困扰。《自由》里，故事从90年代末一直讲到奥巴马当选前，包含了美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多个大事件——金融危机、911、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政府、又一个金融危机、奥巴马当选。而里面的主要人物则包含了美国社会中的各种主要群体——中西部郊区的左派中产阶级家庭、经历了六、七十年代年轻嬉皮时代却并不合群的母亲、温和的环保主义父亲，以及两个初入社会的孩子，其中一个忽然对保守派政治产生了狂热兴趣。《自由》是中西部中产阶级生活的群像，“霍芬顿”网络邮报(Huffington Post)上的群像，或者《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之类现实主义美国电视剧里的生活群像。弗兰岑的写作里很少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技巧，而这本小说里，他尝试了从不同人的角度讲故事。好像美国电视上愈来愈登峰造极的“他说她说”对立关系，弗兰岑的故事把一个家庭当中的思想对立勾勒了出来。这种对立，在2010年的大萧条里有着格外的现实意义。这是一部想要去面对美国社会当中二元对立的荒唐意识形态的小说，然而弗兰岑身上也有一种作家多有的犬儒主义——好像“自由”这个概念是荒诞的一样，弗兰岑的结论大约是，生活本身就是荒诞的。
《自由》是个后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方最宏大的伪命题。弗兰岑的小说叫的是《自由》，说的其实是《虚伪》或者《禁锢》。《自由》带来了巨大的读者群，它的亲民性是2010年任何其它作品不可比拟的。然而弗兰岑的成功对于文学也是个伪命题。《自由》是如此传统意义上的一本小说，让人感到文学的本质其实并不比简单的讲故事多多少。
弗兰岑是2010年的代表人物，原因可能很简单，那就是没有其他作家有与现实打正面叫道的欲望。无论是马丁·阿米斯(Martin Amis)讲女性革命的《怀孕的寡妇》(The Pregnant Wife)，还是伊安·麦克尤恩的科学怪人小说《太阳》(Solar)，虽然其间都有对现实隐喻，但都不够直接清晰。只有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年底出版的小说《日落公园》(Sunset Park)很低调地给出了一种与弗兰岑相反的现实解读。如果说弗兰岑的现实是个悲剧，奥斯特讲的是改变。
奥斯特的新小说一开篇便是弗罗里达的房产泡沫危机。这个大萧条时代横扫美欧的泡沫破碎在奥斯特笔下有种罪恶之后的赎过感。《日落公园》的主人公是个去把未付贷款的住客扫地出门的弗罗里达房产代理。而他忽然清醒后的决定是离开这个骗局，投身布鲁克林的嬉皮复兴生活当中。弗兰岑的人物是社会中百分之八十的普通人，奥斯特的人物则是百分之十的边缘人物。一个布鲁克林“日落公园”街区便宜出租房里的三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合租客代表着这个时代虚弱的反叛精神与对资本主义的内心抗拒。
奥斯特新小说的语言简单质朴，也没有过多他之前小说中疏离的超现实主义氛围。这也是一个当代小人物的群像，虽然是与弗兰岑完全不同的人物——年轻小作家不断的存在主义与金钱的危机、中年男人试图重启人生的恐惧与困惑、艺术家持久的逃避主义。2010年的美国，《自由》是《时代》杂志的封面，《日落公园》也许是后萧条时代的文艺复兴启蒙。
翻译小说的黄金时代
英语文学在2010年的疲软不是谁的责任。一向由英美作家主导的文学市场在这一年对翻译文学的价值有了更深的理解。今年的外国文学阅读清单里，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三部作品比其它任何新作都值得关注。波拉尼奥在英语国家的忽然火热不是个异常现象，而好像是声警钟。当文学进入几个一线作家与几十个热衷于模仿他们的二线作家每年循环出书的死结里，新的文学声音显得如此重要。找到这个声音的，从过去的书商，今天变成了有文学眼光的翻译。
美国的新方向与达基纪录两家出版社引领着翻译文学的导向。新方向今年出版的三部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包括散文诗《安特沃普》(Antwerp)、短篇小说集《回归》(The Return)与《无法忍受的南美人》(The Insufferable Gaucho)都是近年罕见的在文字艺术和情感浓度上造诣惊人的作品。甚至妮可·克劳斯的新小说《美好的房子》(Great House)从情节到文字都好像是对波拉尼奥的致敬。而把波拉尼奥带入市场的不是出版社，而是在签约前得到翻译奖项的娜塔莎·维莫(Natasha Whimmer)与克里斯·安德鲁斯(Chris Andrews)。
10月，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一生当中波折不断的秘鲁人把拉美文学强势的一年带上了顶峰。巴尔加斯·略萨代表着上一代拉美作家的光辉岁月。他们在拉美政坛和文化界的力量也可能是作家对政治影响力最大的时代。拉美人对文学有种近似天生的敏感度，说波拉尼奥与巴尔加斯·略萨引来了最新的西班牙语文学的热潮也不为过。《格兰塔》(Granta)文学杂志在《纽约客》选出了20名40岁以下年轻作家之后，选出了他们的22名40岁以下的最佳年轻西班牙语作家。比起《纽约客》的20个名字，这22个名字几乎完全陌生，其中大多数人的作品是首次被翻译成英语出版。出版界对外语小说，尤其是拉美文学的兴趣由此可见。国际文坛的语言阶级问题由于翻译的稀缺，仍然得不到解决的方法，也因此，英美出版界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桥梁作用。他们对外语文坛新发现的积极性对国际文坛是不可多得的喜事。同样，国内的《外国文艺》杂志在这一年也出版了拉美文学特辑。
当然，这一年不仅仅是拉美文学之年。村上春树的《1Q84》可能是本年度最重量级的小说作品。与今年英美文学走的现实主义基调不同，《1Q84》延续着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奇幻色彩。这么多年来，村上的作品一直是越长越好看。《1Q84》有了当年《舞舞舞》里充沛的想象力和诡异奇特的情绪。双线条的故事有足够的画面感。日本文学的优点是从不拘泥于现实的框架，该走极端的时候便走极端，也是村上无论在亚洲市场还是西方市场都长盛不衰的原因。
《1Q84》还未在越来越显得动作滞后的英美市场上市，但想必明年将会是《1Q84》的一年，就好象近三年波拉尼奥的横空出世一样，村上春树通过《1Q84》也会在国际文坛上到达更高的地位。同样，11月获得龚古尔奖的法国作家米歇尔·胡里贝克也在今年交出了一部优秀的小说。在这个时代，文学理因不再由英美文坛主导，怎样破解语言和翻译这个困难的谜，可能是下一个十年非英语国家出版业面对的最大问题。
小清新小幽默的文学下一代
也许是种巧合，又也许是年轻作家的共同点，《纽约客》的20名40岁以下作家几乎没有一个对宏大叙事有任何兴趣。今年另一部文学上非常优秀的小说 ——妮可·克劳斯的《伟大的房子》尝试了架构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故事结构，然而它出色的地方全然不是这些，而是克劳斯对语言节奏和诗意煽情的准确把握。克劳斯的新小说比她的前两部更成熟，里面透露出一种显著的波拉尼奥文学影子。然而这一代的英美作家里，只有很少数像克劳斯这样对小说语言的诗意有追求，更少有人有弗兰岑那样讲故事的耐心。
今年小说界的另类人物一定是陶林(Tao Lin)，这个28岁的年轻华裔作家可以说是互联网时代自我炒作的传奇。他的书不但出现在书店里，还像lomo相机一样，作为“新潮物品”摆到了时尚服装品牌店里。陶林今年出版的中篇小说《理查德·叶兹》(Richard Yates)把这个时代的烙印都打上了——这个奇怪的网恋故事里，大多数对话用的是iChat聊天体。“好吧”、“随便吧”等等无聊的话语以及表情符号都出现在了小说里。本来就短的小说在那么多随意的对话里显得空空如也。当然这并不妨碍小说得到的好评——陶林的确代表了这个时代。如果马克·扎克伯格是《时代》的2010年度人物，陶林就是2010的文学年度人物。这个喜欢在纽约各大咖啡馆厕所里留名，并经常在网上自拍甚至自己开价卖自己的怪人有着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孤独感。缺乏精神本质，人际交往快餐化的21世纪让人困惑。
文学在这个时代究竟代表着什么？《纽约客》的20个年轻作家当中，写作越来越自我，情绪化，仿佛很少有作家对生活之外的大世界有足够的认识或者兴趣。布克奖在彼得·凯瑞(Peter Carey)的历史小说、艾玛·当纳格(Emma Donaghue)的《房间》和霍华德·雅各布森的黑色幽默小说里选择了后者——像一位评委说的那样，严肃文学有时让人太累了，一部能让人发笑的作品反而显得难能可贵。
今年的文坛，诸如《理查德·叶兹》的小说太多了，尤其在美国市场，山姆·里普西特(Sam Lipsyte)、盖瑞·施廷加等新一波小说家对小清新小幽默的推崇与传统美国文学里的历史厚度和硬汉主义有着强烈的反差。而今年引起最大争议的可能是汤姆·麦卡锡的《C》。这部今年在英国备受推崇的实验小说难读地让人怀疑小说里的实验性是不是一个误会。《C》的走红是个有趣现象，麦卡锡作为实验艺术家的圈内影响力使得这本书还未出版便呼声很高，直到所有的读者发现这本书最实验的地方是它的难读。
新一代英美小说家在幽默感上继承着大卫·伊戈斯(Dave Eggers)的衣钵。乔纳森·埃姆斯(Jonathan Ames)甚至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等的一批轻小说作家仍然会唱主导。尼克·霍比是不是个严肃小说家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新时代的阅读习惯必然与复杂的小说结构背道而驰，当然，仍然有大卫·米特尔(David Mitchell)、 彼得·凯瑞这样的老牌作家坚守着严肃小说的阵地。未来朝哪里走，可能是个时间问题。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随着哲学和学术界影响力的衰退，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情结还会越来越少，
2011展望
25岁的蒂亚·奥布莱特的第一部长篇《老虎的妻子》(The Tiger Wife)是2011年值得期待的新作。奥布莱特作为《纽约客》名单当中年纪最轻的作家，写的是如今很多的把历史背景放在个人情绪里表达的世界小说。南斯拉夫出生的奥布莱特的故事显然与那个国家的战乱有关。同样在《纽约客》名单上的大卫·贝兹莫兹吉斯（David Bezmozgis）也将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自由世界》(The Free World)，故事的内容甚至与奥布莱特大同小异，只是贝兹莫兹吉斯的故事发生在冷战时期的前苏联。
恰克·帕拉纽克的新小说《诅咒》(Damned)将在秋天出版，而另一部让人期待的新作是考姆·米克坎(Colum McCann)的多视角谋杀小说《十三种观看的方法》(Thirteen Ways of Looking)。今年屡屡获奖的米克坎之前从未写过谋杀悬疑类的小说。与此同时，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被大卫·克伦伯格(David Cronenberg)改编成电影的《她爬过桌面》(As She Climbed Across the Table)也可能会在2011年上映。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时隔5年的新小说《布拉格墓园》(The Prague Cemetery)也许是2011年的重磅小说。78岁的艾柯对悬疑小说的热情仍然不减，始终在这个主题上徘徊，《布拉格墓园》更流行，情节更紧凑，也不会缺少他的书里一贯的对神秘主义的批判和解构，小说的情节是《傅科摆》中的一部分的延伸。
本文原发于《周末画报》与《纽约时报》合办的年刊《转折点·想象2011》，作者俞冰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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