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下来开始读，当我再抬起头的时候，发现已经凌晨一点了。寄到我手上的是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或译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以下简称《集异璧》）一书的手稿。我立刻复信给那位编辑，说，他一定得出版这部书。好多个礼拜过去，音讯全无。我急了，打定主意要做点什么。当时‘基础丛书’（Basic Books）在出版我的著作，我跟它的老总马丁·凯斯勒交情很铁。我把稿子带给马丁，说，他一定得出版这部书。马丁有兴趣，但很审慎。稿件约有800页，还有极多插图。出版这样的书，搞不好会让出版商破产。马丁把稿子寄给一些人，请他们置评，反响有好有坏。无论如何，他毅然地将其出版了。它成了畅销书，侯世达获得了普利策奖。”
图说：侯世达《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原版封面
这是有名的科普作家杰里米·波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在2010年3月的《纽约书评》杂志上写的两段话。
我总感觉这样的“轶事”特别振奋人心：惺惺惜惺惺，从阴影中导引出光彩照人的才华，让我们对伟大在现世的命运重拾信心。侯世达获普利策奖的1980年，他才35岁，那时他长得还没那么像安迪·沃霍尔。
《集异璧》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当然，首先必须声明，它不是关于哥德尔、艾舍尔、巴赫这三个人的书。侯世达在《集异璧》20周年纪念版的前言中说：“我在书店里很多不同部门的书架上见过《集异璧》，其中包括数学、科学通论、哲学和认知科学（这都还好），可其中还包括宗教、玄学，还有天知道什么玩意儿。要理解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为什么那么难呢？肯定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长度。原因之一肯定是，《集异璧》探索了杂多的主题，而且不是泛泛而谈，书写了赋格和卡农，逻辑和真理，几何学、递归、句法结构、意义的本质、佛教禅宗、悖论、脑和意识、还原论与整体论、蚂蚁群落、概念和心理表征、翻译、计算机和计算机语言、DNA、蛋白质、基因编码、人工智能、创造性、意识和自由意志—偶尔还写到了音乐和艺术，它写到了所有的一切！很多人觉得不可能找到这本书的重点。”
重点还是有的。在我看来，侯世达讲的最主要的一个事，就是“跳出系统”，就是“增加一个维度”。当然，既然说“跳出系统”，事先总得先有那么个系统在。《集异璧》热衷讲悖论、“怪圈”、“漏洞”、递归、自指，都与系统内在的矛盾或循环有关。要想克服矛盾、终止循环，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跳出系统”，或者，跳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去。
我们先来看看系统内部的悖论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说谎者悖论最简单、最标准的形式是：“我在说谎。”若此谓述为真，则其内容与谓述矛盾；若此内容为真，则其谓述与内容矛盾。侯世达指出：“这些悖论有一个共同的祸根，就是自指，或称‘怪圈’……”但重要的是，他进一步举例说：“一个怪圈可能会在好几个步骤中才能完全展开，就像下面这 个‘扩展了的’说谎者悖论，它使人联想起《画手》：
下面这个句子是假的。
上面那个句子是真的。
放在一起看，这两个句子和原来的说谎者悖论有着同样的效果，但是分开来看，它们却是无害的、甚至很可能是有用的句子。这个怪圈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句子，而应归咎于它们互‘指’对方的方式。同样，在《上升与下降》这幅画中，每个局部都是合理的，只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才出现了不可能的事。”（页27）
图说：艾舍尔 《上升与下降》
然而，我们其实不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扩展了的”说谎者悖论，还是艾舍尔的幻觉绘画，它们之所以显得悖谬，是因为我们习惯把它们都放到同一个系统里面去思考。假如不是这样，比如我们把它们拆散了看，单看一个句子或单看一段楼梯，就不会觉得矛盾了。而且，我们几乎总有一个消弭矛盾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跳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去。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再看一个侯世达在此书稍后举的例子，试设想：
“乌龟是芝诺笔下的人物。
芝诺是吉世达笔下的人物。
吉世达是乌龟笔下的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单个的陈述是真是假没有关系—恐怕也没有什么办法能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不过，肯定不会是它们三个同时都真。”（页127）侯世达这样说。
但，且慢，让我们再想想，这三个陈述真的不可能同时为真吗？其实，侯世达早就意识到了这一层，他已经想到了，假若我们设想这是在一个奇幻的虚构世界里，那么乌龟、芝诺、吉世达的循环创造就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矛盾、那么不可能了。这种思考方式是什么？这就是跳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去了，这就是你把乌龟、芝诺、吉世达压扁到同一个平面里，自己却享受着外在于他们的维度。
电影《盗梦空间》里表现的“彭罗斯阶梯”（Penrose Stairs），与艾舍尔在《上升与下降》里画的完全是一回事。在物理事实的层面，那种无穷升降的循环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这些观众为什么又好像并不太难接受这么一种现象的存在呢？电影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是梦，是幻，所以物理法则可以被悬置。这当然也是一次跳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去的动作。
不一致性有强弱之分。比如，逻辑一致是系统的最基本的要件，当我们说一样东西是绿色的同时又不是绿色的，这种矛盾是强烈的、难以接受的。但有些矛盾似乎就相对“好接受”一些，比如《盗梦空间》里那些从物理法则中逃逸出来的种种设计。侯世达写道：“一般说来，这类玄想出来的不一致性没什么人去研究，原因是很难把它们一个个理清楚。举例来说，三个人物循环地互相创造这个问题涉及的不一致性应该说是哪一种：逻辑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文学的？”（页128）
就像波恩斯坦说的，《集异璧》一书，在把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介绍给普通人这一点上，厥功甚伟。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内容不容易概括，简单地讲，第一定理就是“任何一个足够强的一致公设系统，必定是不完备的”，第二定理则属于第一定理的一个推论：“任何相容的形式体系不能用于证明它本身的相容性。”希尔伯特等人曾指望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构造一个数论的有限的公理集合，通过它，推导出所有数论原理（即完备性），而且其中毫无矛盾（即相容性），并从此出发构造出整个形式主义的数学体系。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事实上粉碎了这一幻想，它表明，这样的公理系统要么不完备，要么有矛盾。
《集异璧》并没有停留在数论的层面上探讨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我想其中非常重要的发挥，应该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侯世达写道： “事实上，哥德尔定理在计算理论中有其对应物，这是阿兰·图灵发现的。它揭示出了即便是在可以设想出来的性能最好的计算机中，也存在有不可避免的‘漏洞’。…… 50年代初期，机械化智能似乎已指日可待了，然而，在创造最终的真正的思维机器时，每跨越一个障碍都要产生一个新的障碍。目标的这种神秘的退缩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吗？谁也不知道非智能行为和智能行为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事实上，认为存在明显界限也许是愚蠢的。但是智能的基本能力还是确定的，它们是：
对于情境有很灵活的反应；
充分利用机遇；
弄懂含糊不清或彼此矛盾的信息；
认识到一个情境中什么是重要的因素，什么是次要的；
在存在差异的情景之间能发现它们的相似处；
从那些由相似之处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中找出差别；
用旧的概念综合出新的概念，把它们用新的方法组合起来；
提出全新的观念。
这里遇到了看起来像是悖论的东西。计算机的本性恰恰就是极不灵活、没有欲望、照章办事。尽管它们可能是速度很快的，它们仍然是无意识的东西。那么，如何能给需要智力的行为编出程序呢？这不是最最明显的自相矛盾吗？本书的一个主要论题就是讲这里根本不存在矛盾。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鼓励每一个读者，直截了当地面对这个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东西，尝一尝它的滋味，摆弄摆弄，拆开来看看，沉浸于其中，以便读者最终得以重新认识存在于形式化的和非形式化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灵活的和不灵活的事物之间的那些表面上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便是人工智能所要研究的全部。人工智能工作的奇异之处就是试图将一长串严格形式化的规则放在一起，用这些规则教给不灵活的机器如何能灵活起来。”（页34-35）
这段表白极其关键，我们不妨将此看作全书主旨所在。实际上，《集异璧》中译本，仅正文部分就达982页之巨，如何阅读，的确是个问题。在我看来，仔细读完上引这节后，读者（尤其是有IT基础的读者）不妨直接跳到下篇，也就是从358页开始往后读，这是因为下篇谈大脑、思维和人工智能的那些部分远比上篇谈数论的章节更容易理解。下篇读完了，大体领会了，不妨再回过头来读上篇。
上面那段话里一个相当明确的提议，就是“直截了当地面对这个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东西”。后来，侯世达还问过：“是否有那种世界：矛盾是存在的正常组成部分—矛盾在那里不是矛盾？”（页132）理解这一对待矛盾的态度，实为深入《集异璧》这部大著的不二门径。
杰里米.波恩斯坦说：“这本书里我最不喜欢的部分是侯世达耽于玄想的那些插曲。”这就不能不提到《集异璧》的结构问题。对此，侯世达自己也解释得很明白，他说：“本书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构成的：在对话和章节之间有一种对位。这样构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能够让一个新的概念出现两次：几乎每一个新概念都是首先以隐喻的形式出现在对话中，给出一组具体可见的意象，然后，在阅读接下来的那一章的时候，它们可以作为一种直观背景来衬托对这同一个概念的更为严肃和更为抽象的表述。在许多对话中，我在表面上谈论着一个想法，但是实际上是以稍稍隐蔽的方式在谈论着另一个想法。”（页37）在对话部分，经常出现的角色是乌龟和阿基里斯以及他们的朋友们。侯世达自己似乎很得意于这些对话，后来他和丹尼特合著《心我论》一书，还特意从这里选了很长的两篇对话，加以评点。也许由于我缺乏幽默感，我对乌龟他们讲的那种俏皮话实在提不起兴趣，而在一部科学著作中，对话所天然具有的模棱两可的特征是否适合传达精确的观念，这也是个问题。
我想波恩斯坦所说的“玄想”，一定也包含那些关于禅宗思想的篇章。现在重读《集异璧》，会感觉真正让它落伍的，不是那些关于人工智能相对保守的推测，而是这些侈谈禅宗的内容。毕竟，禅宗是六七十年代嬉皮士青年最喜欢摆弄的东西。我个人认为，禅，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确能发挥“破执”、“解蔽”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它缺乏建设性和严谨性。侯世达用带着禅意的“无”作为凌驾于整体论和还原论纷争之上的、“跳出系统”的手段，我对其普遍的有效性存疑。
在叙事中，侯世达穿插了许多艾舍尔的绘画，而他对艾舍尔作品中内在的悖论也分析得极其清楚。他说：“它们都大量地依赖于对某些基本形状的识别，然后再以非标准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到观众在高层上看出悖谬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再回去，对怎样解释较低层次的对象改换想法。艾舍尔的画与非欧几何学的区别在于：对于后者，能找到对未定义项的可理解的解释，得出一个可理解的完整系统；而对于前者，无论盯着画看多长时间，最后的结构与人们关于世界的概念仍不可调和。当然，人们仍然可以虚构假想的世界，在其中艾舍尔的那类事件能够发生……但是在那样的世界里，生物学、物理学、数学甚至逻辑的法则会在一个层次上被违反而同时在另一个层次上被遵循，使之成为一个极其古怪的世界。”（页130-131）
不过，我想说一句或许显得多余的话，那就是，艾舍尔的作品作为“图解”侯世达思想的一个工具，它是不错的，但作为绘画艺术本身，它真的能跟，比如说，巴赫相提并论吗？我们注意这一评断—“它们都大量地依赖于对某些基本形状的识别”。何谓“基本形状”？基本形状，就是易于识别的符号，事实上，艾舍尔笔下的鱼、鸟、楼梯、士兵……就其自身而言，完全谈不到是艺术，有时，不客气地说，画得蛮拙劣。它们只是符号，它们被安排在那里，只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是为了让你享受悖论效果的手段而已。或许我的艺术观念过于保守了，但我认为，这不叫艺术。我认为，艾舍尔画的只是智力游戏罢了。
事实上，阅读《集异璧》，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这是智的狂飙。我只用一个“智”字，而不用“智力”，因为“智力”太强调能力、偏于客观。《集异璧》的“智”，是一种“游于艺”的感觉，是不设边界的精神浪游，是知性思维的放荡。它在书店里难以分类，那是太自然的事了，因为这恰恰是《集异璧》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这次浪游的收获如何？当然当然，作为美国当年的一本畅销书，它一定曾让许许多多读者心荡神驰、头晕目眩，不过我想补充说，这次浪游其实并没能从它最初的驻地走出太远，读这本书，你会明确地意识到，这终究是一位以科学为思维习惯的家伙写出的书，尽管他谈了禅、艾舍尔、巴赫，尽管他貌似也有一种幽默感，但说到底，它还是可以归类的。
图说：《集异璧》中译本封面
从某种程度上讲，《集异璧》的中译本可以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自然，巨大的篇幅、极高的难度、精确的译文，都是使这个译本显得与众不同的因素，只是单单有这些因素尚不足以使其在翻译史上立足。最重要的其实在于《集异璧》的中译本，像原著本身一样，也是“游于艺”的产物。我在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在开篇不久的第11页，你就读到了这样的句子：“卡农中最简单的是轮唱，像《保卫黄河》……”《保卫黄河》？莫非侯世达对中国的革命音乐有偏嗜？一翻原文，你就会发现并非如此，原文里写的是《两只盲鼠》等西方曲目。这种代换，是否不忠实？对于已经习惯了翻译腔的中国读者而言，似乎只有所谓“直译”才是能获认可的翻译理念。但是，怪就怪在侯世达本人所持的翻译观并不是这样的，像《保卫黄河》这样强烈的“归化”的翻译方式，恰恰是他的翻译观的一个体现。
我们看看侯世达是怎么谈“小说翻译的不同风格”的。他在书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一条彼得堡的街道的名字，是不妨依照字面意思译作“木匠胡同”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设想我们是在北京，不是在彼得格勒，处在老舍虚构的情境中，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是我们想要的吗？也许我们应该干脆换一本老舍的作品来读，并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一部‘中文中相应的作品’，从足够高的层次上来看，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种‘译本’—事实上，是可能有的最好的一个！谁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页498）侯世达持一种激进的翻译理念，这种理念相信，翻译无须拘泥于字对字的忠实，真正的忠实应该是更高的创作精神的忠实，或者不如说，就是跳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的忠实。我们再看看刚才引用的这段文字，我得告诉你，侯世达的原文里没提到老舍，也没讲起北京，侯世达写的其实是狄更斯和伦敦！那么，读者你有被背叛的感觉吗？至少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迻译”是恰切的，是真正的忠实。
《集异璧》的翻译，体现了真正的、最高意义上的“80年代精神”：一种不设边界的精神浪游。这种思想状态的实质是，没有什么不能去理解，只要我想去理解。《集异璧》译本所展现的勇气、才智与热情，在今日，恐怕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是可与侯世达的求索精神相颉颃的知性努力，它散发的智的光辉，定会为未来的人们所发见，我相信。
附：译者通信
刘铮兄：
喜闻《集异璧之大成》能有你这样一位文理兼通的评论家来评论。我的印象里，该书中译本出版十几年来，迄今尚无书评，兄能向更广泛的读者介绍讨论，实乃幸事。
侯世达在其中译本序中已阐明，《集异璧》一书的翻译原则是所谓“迻译”，即力争在目标语和目标文化中复制原文中语言和文化的构造机制。为了确保达到这一目的，作者派遣他的学生兼朋友莫大伟（David Moser）来北大跟我们合作。大伟随身带来一份作者亲自标注的原著复印件，用来详细说明书中所有的文字游戏、智力游戏、美国文化背景等不易为外国的译者和读者明察的地方。于是我和严勇就先研读这份复印件，再同大伟几乎天天开会，讨论翻译事宜。大伟为此书前后来北大三四次，每次一两个月。所以缪哲在《枣祸集》中说我们在北大宿舍开了译场，仿佛唐太宗为玄奘法师在大慈恩寺开场翻译佛经一样。
依据这样的翻译原则进行迻译，无疑是个很大的挑战。但侯世达没有意识到的，是当时中国同美国在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方面，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在这些方面，当时的中国几乎就是个前现代社会。《集异璧》中不少地方提到美国的社会和大众文化现象，比如快餐和全国电视台现场直播的NFL之类的职业联赛。这些东西在中国当时基本上不存在。除非把汉堡可乐换成油条豆浆，把美式足球赛换成乒乓球赛，否则“迻译”就不可能彻底，就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免是文化的引入。这一“引入”工作现在想起来，并不比“迻译”文字游戏来得容易。很多美式文化对象和概念现已深入中国的日常生活，表达这些事物和概念的名词如今在中国已是最普通的词汇。可是当时它们没有标准的中译，比如French Fries，比如pet, 比如fortune cookies等等，翻译起来都颇费周折，而且回头看，我们当时采用的说法，跟现在通用的也不尽一样。
对原文中文字游戏的迻译是一个核心内容。作者的中译本序提到过不辣的川菜和没了气儿的可乐之比，书中难题则更多。我负责的部分，例如《螃蟹卡农》如何让中文能正序和倒序都读得通，《和声小迷宫》、《一首无的奉献》、《前奏曲》和《蚂蚁赋格》中很多以谐音为基础的文字游戏，《一位烟民富于启发性的思想》中的打油诗、《音程增值的卡农》 中的各种“俳句”乃至通过偏旁同前后的文字重新组合而改变句子读法等等游戏，都属于最典型的迻译。严勇负责的《对位藏头诗》也是文字游戏的重头戏，翻译得很好；他还在一次讨论中提出用《保卫黄河》翻译《两只盲鼠》，因为两首歌均为各自文化中人人耳熟能详的卡农式合唱。
除了要在机制上复制原文的游戏外，中译文里还创造性地加入了当时我和严勇朋友圈里的一些私人戏谑和切口， 比如《和声小迷宫》里有个所谓“郝晕”，谐音“好运”，除了反映原文（Good Fortune）的游戏外，还戏指一个缪哲书中提到的北大法律系同学郝军。《一首无的奉献》有个玳瑁和“戴懋”的文字游戏，盖当时朋友中有一名字类似的人；切口者，《音程增值的卡农》：“你筷子使得很溜儿”之类，散见于对话中。其实侯世达自己也有一个密切的小圈子，分享着很多观念、“包袱”和切口, 所以我在中译文中这样做也是对原作者精神和生活的一种仿效吧。
这些做起来还颇有趣。当时最让我苦恼的，是原著中涉及禅宗的部分。盖因作者所据，是在美的日本人铃木（Suzuki）等人的禅宗著作，其中人名和名词均按日文发音，并在此基础上弄出很多文字游戏，翻译为中文，这些游戏就失效了，必须抛开原著，另起炉灶。还有就是找禅宗公案的原文。那个时代，虽身居北大，找材料也非易事，我于是通读《五灯会元》，找到大部分，后来又弄到《禅宗无门关》，但最后还是有一个没找到。而现代的材料里，仅仅为了找到赵元任翻译的《走到镜子里》（Through the Looking-Glass）中的诞言诗“Jabberwock”，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为中译本绘了部分插图，个人比较喜欢的，除封面和GEB与EGB三帧外，有个“以子之矛”的谜图。涉及插图，还有一事需要更正，书中有个多层次的“无”图（页404A），当时想到画该图所耗的工时，我便发憷，于是请了当时在北大出版社的同事兼好友、制图员、也是故北大中文系陈贻焮教授的千金陈友庄来做，如今书中该插图莫名其妙署名为刘友庄，埋没了她的贡献。
最近该书重印，我看到其中上述错误和其他若干处电脑和校对错误一仍其旧。严勇和我出国后，就不再过问该书的编辑出版。当年马希文有个约定，在其译序中有所反应，即该书翻译因过程复杂，参与者多，故封面、内封均不署译者，而是在他的译序中交代各人的贡献。可是1996年第一版的书出来后，译者赫然署为“郭维德等”，我、严勇，以及后来加入翻译了专业章节的王培博士均成为“等”就罢了，连开“译场”并且翻译了对话《施德鲁》的马希文教授也“被等”了。
不过在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大背景下，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这让我想起英国广播公司前两年出了一部很好的纪录片《美丽中国》（Wild China），其中的原创音乐尤其美妙。然而我回国时看到，这部音乐作品被央视好几部纪录片盗用，BBC不知，倒落得个心平气和吧。
刘皓明
2011年5月1日
+ 《集异璧之大成》，侯世达著，本书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初版，2010年8月再版
+ 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Douglas Hofstadter, NY: Basic Books, (1999)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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