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ona Sze-Lorrain：地点和季节在你的诗歌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作用于抒情和戏剧化。我能想到的，比如重庆，南京，还有夏天。在你的诗歌创作中，你如何将时间和空间作为构成要素进行协调，重温并使之重获生机？
柏桦：时间对我来说，从来都是最大的奇迹；为什么是这时，而不是那时，为什么他死了，而她出生，“还有那些哭声”，还有“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这些都在我1981年10月的广州之《表达》中，倾吐而出了；为什么我突然罢笔（不写诗），一搁就是15年，而突然在2007年又重新开始写作？这其中的神秘及其与时间的关系最是：每每令我沉思玩味，而终不得其详解。但常常也正是时间奇迹的召唤，使我紧随其后，或写出、或停下、或再写出……
时间中最令我发抖的是“夏天”，有关此点我在许多访谈中都很精细地谈到过，是的，只要我开口说出“夏天”，无论何时何地，我的声音就会立即进入一种莫明的似乎已是最后的抒情。而那些被注定的地点，重庆——我的出生地（中国最奇特的城市，有关描述见我另一本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相关段落），南京——我的漫游地，广州——我的求学地，成都——我的居家地，它们与我不同的岁月相遇，本身就幻化出难以捉摸的无法穷尽的戏剧化张力。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力地让诗——这种回忆的艺术——在我有限的生命中不时地闪出光来，以慰籍那些逝去的，以挽留那些将逝的。
知道吗，我曾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我曾经历的那些周而复始的春夏秋冬的细节，是如此重大，以致于我非要竭尽全力说出它们不同的神秘与美丽。而且我有一种预见力，譬如我去过的某一个地方，当时我就会知道，它在未来的某一天将注定变成我挥之不去的回忆之诗。
Fiona Sze-Lorrain：你诗意地沉默了十多年，这期间你与诗歌的关系发生了哪些演变？
柏桦：我变得更开阔了，入诗的手段亦更丰富了、自信了、从容了。我终于明白：原来诗除了在（我年轻而紧张的）天上，也可以在菜场、工厂、厕所或床头……因此，我现在写了“史记系列”，而并不介意某些年轻人对这种写法的仇恨、愤怒和讥讽。
Fiona Sze-Lorrain：在你最近的组诗， 诸如《西藏书》、《礼物》和《晚清笔记》中，散文与诗文交织，多种声音齐聚，抒情与叙事相结合，你运用了各种语体。你是如何驾驭这么一种多层次的诗歌结构及其情感反应和释义？
柏桦：我年轻时，就有这个“诗文交织”，即“杂于一”，即在诗歌中混杂各种语体于一炉的诗歌理想。直到写出了《水绘仙侣 ：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和《史记：1950-1976》，我才将这种小说化、散文化、戏剧化，甚至新闻化之手法——相机混合入诗——运用得更加娴熟随意了，当然这些手法并不新鲜，它们早就是现代诗十分成熟的诗技之一，属于老生常谈。至于我是怎样熔这一切于一炉的，我也不得而知，只是常识如此，我仅顺手操作便是。
Fiona Sze-Lorrain：艾兹拉·庞德曾说：“日日新”。你自有一种巧妙之道使你的诗歌语言“新”且“鲜”，在汉语言传统中独树一帜，使“现代”诗歌和先入为主的“传统性”的影响似乎无迹可寻。比如，在《苏州记事一年》和《在清朝》中，成语，俗语和惯用语就颇有表现力：毋须多言自得风流。 作为一个当代诗人，你在写作的内部进程中是如何应付“传统”？ 作为一个当代读者，你又是如何阅读所谓的中国经典诗歌？
柏桦：我对传统的理解和应付，皆出自艾略特（T.S.Eliot） 的那篇名文——《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之引领，我自身对“传统”并无丁点新解或非同凡响的说辞。说得更明白清楚一些，读中国经典诗歌，对一个当代读者来说，就是养气，即自我通过对经典作品的暗中选择及学习，培养出了这种或那种文艺修养。
而如何读？必然又会使我们立刻想到布鲁姆的名言（或是艾略特的？待查）：“大诗人抢，小诗人偷。”或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说：“真正的天才会把别人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有什么办法呢，能够被抢走或“拿来为我所用”的作品都不是一流的，而且这些非一流作品之所以能够存在，（其最好的命运）就是为了等待被某个大诗人读到，然后拿走或抢走；进一步说，常常许多二流诗人或准一流诗人的作品注定要被另一个强力诗人拿走或抢走，前者的出生只是为了后者的诞生，之后，前者“死去”，因他（或他们）唯一的任务——这首或那首将被抢走的诗——已经完成。那么一个大诗人是否到处可以抢呢？不。当然会有限制。譬如我早就说过，大诗人只专盯着二流及准一流诗人抢，若遇到另一个真正的大诗人，你想抢也抢不走，要抢，也是白抢，抢到最后还落到一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下场。讲到此节，我还想起一个逗人寻思量的说法“学张爱玲生，学胡兰成死。”即张是可以通过阅读来进行学习的，而胡就不能学，因为你抢不走。又譬如曾被胡适高度赞美的白话文——毛泽东文体，也是不能学的，如你一定要学，那你就只能当一辈子小毛泽东。
其实是紧接上文末句：看，那小诗人一生就只能小偷小摸，东学一笔，西学一笔，终其一生都在模仿。不过，这样的模仿式阅读也并非毫无意义，须知：如无成千上万的小诗人日夜蜂涌，又何来一二个大诗人“独钓醒醒”（吴文英《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 ）。
Fiona Sze-Lorrain：“另一种声音”——借用奥克塔维奥· 帕斯的话——来自一个愈加全球化的文学界的声音是通过何种方式在塑造你的写作？
柏桦：也是那句老话：在现代性（modernity）强行介入吾国之后，我们被逼得只能采取如下技术手段：中西合璧、化欧化古，即：希望一个人能通过这东化西化之杂糅，这自我与他者之较量，终会斜逸出一种特别的声音，那一定是中国之声，是未来的中国之声。犹如纳博科夫，他在幽灵憧憧的俄罗斯之魂中实现了基因突变，从而代表了未来的俄罗斯之声，而经典的契诃夫等却只能代表古老的俄罗斯之魂。
Fiona Sze-Lorrain：作为“后朦胧”诗人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你如何看待诗歌潮流和当代中国的艺术追求？
柏桦：当潮流退去，一个人就会成为一个传统；而一个人形成了传统，他也就开出了一个潮流。这以上所说之辩证恰是：你愈追求你着迷的艺术，你就愈顺便发现你正处在某个潮流的源头。
Fiona Sze-Lorrain：你如何看待那种看似不重达意沟通，更明显在乎“美学”追求的诗歌？
柏桦：后者才是诗之本质，那微妙的、令脊椎骨颤栗的，浸透生死之谜的，从不向慢腾腾的人开放的诗才是我追求的诗。诗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它是奇妙的微积分；即诗不是算术式的沟通，而是几何或数学式的幻美。
Fiona Sze-Lorrain：作为一个当代中国诗人，在何种程度上读者群这个问题于你是一个需列入考虑的问题？
柏桦：读者当然越多越好，因为书可以多卖。但现代诗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它极少的读者量，现代诗，它针对的是那些内心有病的人，很可能，请让我大胆猜测一下：是那些过于女性化的男人以及过于男性化的女人。
Fiona Sze-Lorrain：你理想的读者是甚么样的？
柏桦：这个读者是可遇不可求的。如允许我最诚实的回答，那就是：我的理想读者只能是我自己。因此，说句不宜公开说的话，我通常只读自己的诗，而且每每百读不厌，几乎不读别人的作品。
Fiona Sze-Lorrain：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个体和一个人是如何保持你的探索之心，使之在一个被意识形态驱动的国度和文化中不断保持鲜活？你如何滋养你精神的／内在的生命？
柏桦：阅读。不停地阅读。庞杂的混乱的阅读。
Fiona Sze-Lorrain：你目前在读哪些书？你所认为的必读书有哪些？
柏桦：我目前读德国的赫塔·米勒。读我最爱的吴文英和纳博科夫。不可或缺之书，我很难开列出来了，而以前，每当有人让我写一个必读书目时，我都是一挥而就，但过后，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总觉得这些落在白纸上的书名本身就透出了某种难言的遗憾。
Fiona Sze-Lorrain：写作之外，生命中什么对你有意义？你想怎么伸展诗笔对人性作更深更远的探寻？
柏桦：第一个问题：家庭对我是特别有意义的。第二个问题：人之一生，春夏秋冬。不同的时间——思或诗——总是不同的；但也唯有不同，才能扩展（wider）你的思或诗。譬如，当你年轻时仰望天空，你会脱口说出济慈（John Keats）的一行诗：“When I have fears that I may cease to be”（每当我恐惧我将死去）；后来，你可能会念出这一句“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孔子）
年龄将使你改变，犹如河流在河水的冲刷下会将河面变得更加开阔。活到70岁，你就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孔子）。而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却在《诗艺》（This Craft Of Verse）中说：“我希望自己在67岁人生成熟的年纪达到真正的快乐。”
2011年6月18日
柏桦 ，1956年生于重庆，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诗集及学术著作多种，最新如《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史记：1950-1976》即将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英文诗集Wind
Says即将由美国西风出版社（Zephyr
Press）出版。
Fiona Sze-Lorrain，以英、法、中文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其诗集《给月亮浇水》(Water the Moon) 曾获 2011年美国Eric Hoffer图书诗歌荣誉奖。英译有柏桦、宇向和海子以及法国诗人Auxeméry的诗集与作品。目前担任国际文学杂志Cerise Press的联合编辑与法国独立出版社Vif éditions的联合总监。也多年从事古筝演奏专业。
英文翻译：李赋康
摄影：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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