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2010年，慕容雪村卧底传销团伙内部23天，写出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
慕容雪村没去悉尼，去了江西上饶
慕容雪村打入传销团伙内部之前，正准备去悉尼当访问学者。
他已经走过中国当代“民间作家”所能经历的一切：1990年代赶上网络文学热潮，出版《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晋升为畅销书作家；后出版更严肃的《原谅我红尘颠倒》，《多数人死于贪婪》等作品。他越严肃，读者就越不喜欢他，同行就越尊重他。中国作家协会向他伸出手，他选择留在民间。当他开始用文字谋生的时候，绝不是两手空空的穷光蛋——职业经理人生涯让他积累了财富，他的书总计也卖掉了百万册。他还具有中国作家稀有的天赋——入世感：照相机般的记忆力；聪明的头脑；华丽的文风，人们通常用“绚丽夺目”这个词形容那种阅读体验；能够承受艰苦劳动的耐力；洞察生活的虚假，多愁善感和荒谬的眼睛；他具备讽刺才能，又有真实的喜剧感和丰富的同情心，有时候，能感觉到他喜爱自己所讽刺的对象。他的样子也很适合当一个以文字做武器的“便衣侦探”：他的长相太普通了，叫人过目即忘，因此他隐入人群，就可以变成他笔下的任何人——公司老板，律师，骗子，或者传销团伙成员。
一个月以后，慕容雪村没去悉尼，去了江西上饶，加入一个传销团伙，还写了封遗书给弟弟：
“志安：如果你收到这封信，我大概已经死了。如果遗体找不到，不必费心去找。如果找到，一火烧化，挖坑埋掉即可，身后事务必从简，不起墓，不造坟，不立碑，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如果有人联系你要写我的生平，不要答应他，也不要接受记者采访，我的死不是大事，不必惊动世人……”
在传销团伙混了两个月后，慕容雪村写下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遗书收录在第一章。听说的人无不感慨其勇气，这种感慨出于赞扬：有参与精神与实证意识的中国专职作家实在太稀少了；这感慨又是一种错位的赞扬：评判作家的是他的智力产品，而非生产的过程。
“一个月后，我向警方报案端掉了这个传销团伙，很多人都说我勇敢，还有许多过奖之辞：为民除害，冒死潜伏什么的。我听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的动机没有那么高尚，只是好奇心发作，想看看一天三五毛能吃些什么。”慕容雪村说。
再见到慕容雪村是在作协大楼。位于北京二环边的一个深宅大院，进门玄关处有浮雕“八荣八耻”，楼内的大理石装饰寓意着作协稳固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是慕容雪村第一次到作协，参加的是中等规模的会议，在5楼。据说10楼有一间更加宏伟的会议室，座位排次的变动隐喻着作家命运起伏，甚至引申出一门学问“10楼会议学”。
2010年10月，《人民文学》发起了“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向全国公开征集12个非虚构写作项目，提供各1万元资助经费，支持非虚构作品。研讨会做为启动仪式的一部分，与会作家围坐，宣读早有准备的讲稿。其中语录有:非虚构是解释世界，虚构是描述世界。非虚构盛行来自想象力的绝望，你虚构得过现实吗，你虚构得过网络吗?非虚构就一定是真的吗，司马迁当年就特疑惑。非虚构在于情感的真实，在于作家个性。报告文学不如非虚构写作好听，干吗动不动就报告呢？
《人民文学》主编、非虚构写作项目的发起人李敬泽，是这项行动的旗手，对于为什么此时提“非虚构写作”，他有如下观点：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似乎很多作者也不知道，那也不要紧，先做起来，树一杆杏黄旗，招降纳叛，做着做着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就出于纠结的位置。文学像个幽灵，似乎不在了，好像在房间里看不到它，可又常常为看不到它而恼火，纠结着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情绪。如果文学商业化，人们会说文学失去了坚守；如果不对商业化做出应对，那文学就在浪潮中退却了。左右不是，动辄得咎，没有人对文学感到满意。对文学，充满了傲慢与偏见。”
“读者也出了问题。新时代的读者，是最难对付的读者，见多识广，老于世故，无所信。对世界的预设是从‘不信’开始的。面对一帮‘不信’的读者，要了命。”
“中国文学的非虚构精神，可以追溯到夏衍的《包身工》，到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大规模复兴。报告文学在发育不充分社会中，承担着过大的功能和职责——几乎是焦点访谈，《南方周末》，是舆论发表平台。报告文学作者背靠公认的强大的真理，指点江山。而在‘不信’的时代，一个人摆出真理在握的样子，一个拥有巨大真理权的人批发真实，怎么会获得读者的欢迎？”
“同时，我们处于国泰民安的时代，中国现代以来从没有过长达30年的和平，稳定，繁荣，作家成为专业化分工下的一份职业，作家的行动力减低，与世界建立积极联系的能力缺乏，很多作家靠二手材料写作。我们常常明显感觉到作者缺乏探求、辨析、确证和表达真实的足够的志向、诚意和能力。希望通过非虚构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
“因此，倡导非虚构写作，是一种争夺的姿态，争夺什么？争夺对真实的发布权，发表权！”
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梁泓的《中国在梁庄》，潇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中，作为项目启动的先锋。三个作家也在座。与其他相比，慕容雪村没准备讲稿，他讲得不够宏大，显得不太会说话；而听到关于写作探讨的希望，也落空。这是个领导箴言录式的研讨会，有着领导的典型特征——先提目标，怎么实现，暂且不论。
2010年底，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新浪的年度好书榜”。这本书被称赞为：“作者作者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那些惊人的故事。通过此书，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有不同的际遇——与对他行为的过分赞誉相对，这部非虚构作品面临着更严厉的审查。拖延良久，在2010年年末总算出版。慕容雪村在北京后海边邀了几位朋友，算做小型新书发布会，面对结冰的湖面，他朗读了被删节的段落：
“原来谎言真有无穷的魔力，只要坚持说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再坚强的人也会动摇，再荒谬的事也会变成真理，不仅能骗倒别人，连自己都会信以为真……”
“新新闻”主义
出生于美国喧嚣的1930年代，一直游荡在文学界边缘，当过报社记者和杂志社讽刺小说作家，在他真的写出一部小说之前，他已经是一位拥有大量读者的名人了。他是个有才能的表演者，一个自己作品的解释人，穿着标志性的白西服，看上去有点像花花公子，这套西服跟他的嘲讽智慧同样闪烁着光芒。他常常受到攻击，却从不显露自己的创伤，而对别人的轻慢和妒忌，倒是很敏感，并且，他并不总是相信自己会流芳百世。
他是美国“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汤姆.沃尔夫。“新新闻”一词并非由他第一个提出，据说出现于1887年，英国学者马休.阿诺德在一篇文章中斥责小报对英国文化的损害，而“新新闻”则能干，新颖，灵活，敏锐，富于同情心且无所不容，它唯一的缺点是华而不实。随后在这篇文章中，学者又用同样的辞汇形容了“民主”。汤姆.沃尔夫1972年在《纽约》杂志上重新阐释了“新新闻”，它对应的是旧新闻——以快速和传递信息为目的的新闻报道，同时属于“非虚构写作”的变称。
汤姆.沃尔夫在为“新新闻”选集所写的序里，列出四项“新新闻”借用小说的技法：（一）事件始末通过情节而非概要说明来呈现；（二）以对话代替叙述；（三）通过事件中人物的视角，而非旁观者视角来陈述事件；（四）和写实小说一样结合诸如人物外貌，服饰，私人财物，肢体语言等细节描写，点明人物的社会阶层，个性，地位和社会环境。
汤姆.沃尔夫的浮夸风格一开始就获得了恶作剧般的成功。他的成名作，发表于美国版《Esquire》的“桔片样的糖果色流线型娃娃”，是一篇长达49页的意识流备忘录；另一篇关于纽约格林威治村女子监狱的报道，开头使用了40个“啊——”，描摹女子监狱的女囚朝着窗外大吼调戏过路小伙子的场景。“新新闻”运动的参与人还包括诺曼.梅勒，盖.特立斯，亨特.汤普森等，受其影响，1968年杜鲁门.卡波特创作了了日后被奉“非虚构写作”典范的《冷血》。由于他们中大部分都精于表现，擅长塑造自我形像，又以争吵和互相攻著称，他们的主张往往和他们肥皂剧一般的丑闻纠缠在一起。
诺曼.梅勒在1965年提出一个观点：美国一直没有产生像托尔斯泰或者司汤达那样的伟大作家，因为在经历了“英雄的失败”之后，美国作家为自己创造了个“独立的和平环境”，满足于玩弄文字比喻，并把解释美国社会的任务留给了新闻记者。相形之下，汤姆.沃尔夫的努力弥足珍贵，虽然诺曼.梅勒并不瞧得上他的技术。
1968年，诺曼.梅勒创作了以美国五角大楼下的反越战游行示威为主题的《夜幕下的大军》，获得当年普利策奖非虚构类奖。他在结尾写：“我们的国家,昔日她美貌无双,如今她长满天花.她怀着身孕--－无人知道她是否偷了汉子.她身陷地牢,四周是无形的墙.现在可怕的分娩期到了,她开始痉挛,这痉挛会持续多久,知道的医生还没出生.她会产出什么？世界上最可怕的极权政权？还是一个属于新世界的婴儿，一个智勇双全刚强多情的孩子？”
非虚构写作兴盛时期的美国，是个现实比虚构更离奇的时代。震撼一个接一个发起冲击，一个危机还没有消逝，另一个危机已成为报上头条。民权运动不断加强；有节制但绝不妥协的黑人穆斯林运动以及他们的领袖马尔科姆被杀；人们不得不认识到社会富裕与日益严重的普遍贫困化确实共存；肯尼迪在稀奇古怪的混乱情况下遇刺；牵连进越南战争中⋯⋯所有发展都超出人们的想象，步调神速，以5年为一代的历史分期法已经显得太粗疏了。这样产生了个后果——人们强烈想知道，这到底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人们一边寻求解答，一边对于讲事实，有资料，可靠的，带分析性的东西产生兴趣。这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沃土。
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文体持乐观态度。评论家兰德尔.贾雷尔在《超级市场的伤心人》里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文章充斥的时代，我们在铺子里买文章，看杂志里的文章，在文章的缝隙里，在专栏、访问记、图片文章、记录性文字，在缩小为标题或者扩展为非小说畅销书的事实里，在真人真事的夹缝里求生存。”
“特稿组”与非虚构写作
“我让我的门前停满鸟。”
1994年，沈阳的一家报纸上就出现了中国式的“非虚构写作”，在媒体领域，别名叫“特稿”。“我让我的门前停满鸟”，说的是辽宁足球队一守门员技艺高超，方圆几里不仅球近不了身，门前还停满了鸟。特稿作者是个诗人，所有人都知道，这话不是守门员说的，是诗人说的。在那个年头，“非虚构写作”允许一定的虚构。
1990年代中期，中国媒体真正从官办转向市场化经营，充满了“做中国的《时代周刊》”，“做中国的《金融时报》”，“做中国的《经济学人》”这类豪言壮语，写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也是时髦之一。
1960年代，美国那帮搞“新新闻”的坏小子，坦率承认了虚荣之心——文学是“成名锦标赛”中值得信赖的武器，连华尔街的投机分子也爱文学，虽然他们决定买一本小说的原因是：看看封底的作者照片，是否比自己体面，比自己年轻，看上去比自己还要胜券在握。而且命运不是偏爱年轻而大胆的男子吗？老一代作家有的死了，比如菲茨杰拉德；有的正走下坡路，比如开始给杂志写游记的海明威。正逢杂志的黄金时期，报纸被电视冲击得喘不过气，擅长自我塑造的杂志主编跟作者一样多，他们交相呼应，全成了明星。中国年轻的媒体人向外一望，正好看见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亨特.汤普森，杜鲁门.卡波特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这也是中国媒体的新时代，我们来啦，让那些老帮菜见鬼去吧。
李海鹏眼见着中国媒体在“非虚构写作”试验中的稚嫩，荒唐，和富于勇气的冒险精神，2002年，他加入《南方周末》，2003年进入“特稿组”。早期的特稿以模仿美国为主，《普利策奖特稿卷》几乎达到人手一册。李海鹏说，其中部分只称得上“特写”——对某一新闻事件的场景还原；而非真正的“特稿”——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既有故事也有意义。
2005年左右，《南方周末》“特稿组”开始产量稳定，摆脱模仿期，主要指题材上——《小镇猪事》，央行的一次调息，蝴蝶效应到了农民的炕头上，猪肉涨价，为保证猪仔不被偷，不夭折，农民要与猪仔相拥而眠；《系统》，由网络游戏《征途》中玩家们遭遇到一个“系统”，隐喻了另一个无处不在的“系统”，“‘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这是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声音，悄然回响在这个虚拟世界之中。”中国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沃土，它的发源地美国已经望尘莫及。那个现实比虚构更离奇的时代又重现了。震撼一个接一个发起冲击，一个危机还没有消逝，另一个危机已成为报上头条⋯⋯
好像一个悖论。非虚构写作小切口，大议题的特点更易容纳复杂，棘手的题材，而且它曲径深幽，晦涩难懂，像它的美国前辈实践者那样，“不好好说话”，更容易获得发表机会。可面对重大的题目，在获取信息时往往碰壁。
“牢骚没有意义，把非虚构写作的困难归到环境是不公平的。很多时候给你留了缝隙，只是你做得不够好。”李海鹏说：“这事就像一个笑话：大明和小明在森林里遇到了熊，大明撒腿就跑，小明喊：你跑什么，你跑得过熊吗？大明回头：跑得过你就行。”
李海鹏这个散仙般的人物，已经回家写小说了。他是否像汤姆.沃尔夫似的，将在媒体上写“非虚构”，当作成为小说家路途中的“汽车旅馆”？还真不是，小说是他自始至终坚信要做的事，为了生计，他写了特稿，这跟他去卖北冰洋汽水是一样的；他也不是个自感铁肩担道义的人才，他只是看不得丑陋，重申常识罢了。
《南方周末》的“特稿组”锐意进取时，《读库》以一种宁静的姿态坚持另一种“非虚构写作”。
2005年，前图书策划人、媒体人老六什么不干，编辑了创刊号《读库0600》。它的宗旨是“非虚构，非学术，非专栏”，文风倡导“洁克理”，简洁，克制，理性，那些文章很长，有一定的文学性，又呈现相对静态的特点——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三十年，黄永松《汉声》编辑生涯，《浮生旧梦说隋唐》⋯⋯具有同仁杂志文艺小众的气质。
《读库》五年，证明在中国，就是小众，那也人够多的。每期《读库》发行量约3万册，在城市文艺爱好者群体内蛮有影响力。老六说：“这个时代低于一般人智商的人很多，被他们蛊惑的人也很多。但是另外一些人，那些有承诺的人还在，我们很高兴找到他们，跟这些人站在一起。”《读库》也更加拓展，不限于文艺，关注更广阔的题材。
老六对媒体有很深的厌弃——厌弃它粗劣，快速，缺乏技术规范，还张牙舞爪。也许是巧合，2010年最后几期《读库》，作者中没有一位媒体从业者。老六如同在搜罗民间观察家与民间历史书写者，那些收集抗战时期民谣的人，那些沉迷于壁画研究的人，亲自书写。最后他们与《读库》互相寻找。老六给作者规定的操作周期是“采访三个月，写作三个月”，这就是种说法，指得是一种达到精致与严谨的成本。与媒体的特稿不同，老六所坚持的非虚构记录“常态”：“在中国，仅仅常态都是宝藏，都没有被充分发掘。”当然，他怀着诚心诚意的骄傲，认为成本不同，其他的与《读库》不可同日而语。《读库》也并无高深的使命，如果非说要对抗什么，对抗粗糙与浮躁。
或许，非虚构写作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内心冲动。
武汉人邹波刚刚从家乡归来，带着满腔惶恐——他以为已经摆脱的“外省思想”，竟然还潜伏在身上。那是一种“居一室而知天下”的桀骜；固守于封闭环境中，相信靠直觉，常识，和神秘的玄学，就能探知世界。
毕业于中文系的邹波没有去谋份文职，而是当了警察，每天回家后趴地板上，才能让自己活过来。后来他又总在“模糊界限”——在报纸上班，一边做翻译一边负责采写；中国杂志的萌芽期，又是既会作版又能写稿的过渡型人才；他也投身于实验性的媒体非虚构写作，2010年出版合集《现实即弯路》；现在他开始了介于思想游记和调查性报道之间的写作。他的每一次界限突破，都是为了卸掉懦弱。
“武汉人天生似乎就具有完美的常识，可以不靠任何知识准备，就能评判一个抽象的事物，天，也正是我的性格的一部分。当然，这也让我想起，我在云南，云南人自诩的那种天生的哲学头脑，云南诗人轻易祭出那些省内的高山大河，思想却像盆景，也许是同一回事。”在《外省思想》里他写。这玩意儿可能更普遍，普遍到中国的文人传统——缺乏实证精神，不追求确凿，更缺少社会学素养。
邹波希望借非虚构写作，达到上述的反面，避免成个“犬儒主义者”。这个词被说得那么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所认为的犬儒有两种：一种对世界缺乏介入感；另一种，迅速投身世界，把自己变成个操盘手，回头再骂第一种人，”邹波说。他只是希望自己有一些介入感，又保持着一些东西。而文学，文学也从来不该懦弱，“文学也有它的教堂，国家和军队。”
2010年冬至的时候，有两个挺热的新闻，它们都来自网络。一条是美国脱口秀主持人Larry King的节目停播，它是被网络干掉的。以前电视冲击了报纸，也波及杂志，现在它们都干不过网络，传统媒体作为食物链的最末端，被唱衰的命运不可避免。美国出现了一种声音：网络时代，意见领袖盛行于网络，当没有大新闻发生时，传统的非虚构写作已经不灵了，人们不再有耐心花大把时间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
另一条——还有谁不在谈论《让子弹飞》吗？变着花样的影评层出不穷，其中一个说：电影高密度胡说八道的台词，正是“非虚构写作”在电影界的试验，是一次成功蒙混过关的典范。
2010年，“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如同和平纽带，让几个圈子的人，即便他们曾经所知不多，甚至心存偏见，暂时在技术上达成和解。“非虚构写作”也像个被寄予了过分厚望的孩童，它蹒跚学步，要对抗“不信”，对抗谎言，对抗想象力根本跟不上趟的光怪陆离，对抗犬儒主义者⋯⋯它真的能在这里成长为一个智勇双全刚强多情的青年吗？
本文原发于《周末画报》与《纽约时报》合办的年刊《转折点·想象2011》，作者困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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