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身兼学者与官员的双重身份,她北大博士毕业,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从2003年起到河南兰考挂职做副县长,进入基层政府框架,努力调动官方力量来推进乡村建设运动,这使她在推崇民间、独立的部分乡建知识分子看来,是个另类的“野路子”。
2005年,何慧丽因组织农民进京推销无公害大米名噪一时,使当代乡村建设议题一定时间内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她在兰考把农业合作社搞得轰轰烈烈,
以村为单位实现组织化,也一步步践行将农村生产合作社与城市消费群体对接的“城乡互动”,自进京卖米之后又带领合作社农民到郑州推销生态喂养的健康猪肉。
她行事高调,不像其他乡建知识分子那样与政府、官场保持距离,“我的乡建里面不想排斥领导。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与政府合作非常重要。”何慧丽对梁鸿说。然
而梁鸿还是观察到了何慧丽在与官场打交道时的纠结与矛盾,一方面她在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知识分子的清高,另一方面更大的压力来自于知识分子内部。“在官场
里,她是一个可笑的另类,在学校,有人说她像干部,而在老百姓那里,她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哪有她这样当官的,天天泡在村里?她挂着县常委的职,却不领
工资,不求仕途,一心一意做乡建,她也处心积虑地和领导、和各个行业的干部打成一片,因为她想让社会的每一层面力量都能为乡村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梁鸿
对何慧丽的困境感同身受。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提到,搞乡建运动一定要‘学术政治化’,要学会与官员打交道。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本身学者是很清
高、不愿意与政治打交道的,可是晏阳初也发觉必须进入政治的层面才能使你的措施、制度真正落实下去—这背后其实意味着他们当时遇到了很多阻碍,很多人不理
解,不支持。”面对时代周报记者,梁鸿再次将今夕的乡建处境作了对照。
不必警惕“小资”
离兰考十几公里,黄河故道上的二里寨合作社,欧宁和梁鸿被自己看到的状况弄哭了。
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同学们在那里支教,这样的大学生队伍,既是当下乡建的主力军,也是预示未来乡建运动发展的希望和力量。天寒腊月,学生们在
潮湿、透风的平房里打地铺,薄褥子下只铺一层稻草,用砖头垒灶做饭,吃大白菜、干面条或馒头—锅里馒头太多,锅盖翘了起来,所以用两块砖头压在锅盖上。
欧宁不否认他对这种“苦行僧”似生活的抵触,“对学生来说太残酷”。同时他也对学生们经过的过于强调纪律的培训不以为然:每天早晨集合跑步六公里,唱红歌,开会……
“乡建工作应该是快乐的。”欧宁说。他担心如果乡建的过程只是清贫与残酷,迟早会消磨掉青年人最初的热情。“我感觉乡建派的知识分子们似乎有种‘洁
癖’,他们非常警惕‘小资’,现在很多有‘反城市’倾向的白领希望到乡村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可是乡建的人对他们很排斥。”欧宁把这看做另一种自我封闭,
“乡建应该开放给社会所有力量。”
他想尝试另一种介入乡村的方式:以文学与艺术的力量,建立一个乡村共同生活的“乌托邦”。他已经选定安徽黟县碧山村作为试验的根据地,“碧山共同体”计划将由一个画在笔记本上的“理想国”开始,与现实的乡村社区营造嫁接。
欧宁的设想是,先经由当地文化局执行对农村文化资源、传统工艺的普查,建立数据库。比如徽州的木工很好,便把各村能工巧匠的联系方式找到;搜集黄梅
戏社团,族谱,传统乐器,古老生产方式的资料。然后,他将发动自己周边文学、艺术、设计、建筑、音乐界的各种资源,去碧山进一步做调研,提交方案,将已经
存在的民间工艺与当代观念相结合,开发出能够与农民合作生产的产品。“比如家具设计师与当地木匠合作,以当地材料,设计新家具,在我们8月举办的‘碧山丰
年祭’展出。如果大家喜欢,就可以让当地农民自己开公司,量产,我们帮助他们搭建城市里的销售通道。把外来与当地的智慧力量整合,变成一种生产力。”欧宁
希望借由这种模型的搭建,能在农村创造出工作机会,“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可以回来,同时大城市里那些有逆城市化倾向的白领、中产阶级,也可能转向农村找工
作。”丰年祭期间,还会有面向农村孩子的诗歌课,课堂就设在碧山村的旧祠堂里,“我想重新激活农村的公共生活。”
梁鸿坦承对欧宁这一计划的保留意见:“它可能对城市白领、中产阶级更有意义,但对当地农民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还不好说。”
欧宁自己也相信,具体与当地农民的接触中,他才会了解问题与困难的所在。他将严格挑选与他一起进入碧山的伙伴:“要杜绝他们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幻想。”
他又说:“我们已经说得够多,该行动了。”
来源: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1-05-05/114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