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天南文学双月刊《八十年代诗人系列采访》之主编欧宁在南京采访诗人韩东。
— 《青春》、《人间》、《今天》 —
在80年代南京的诗歌地理中，我最熟悉的是《他们》创办前后的故事，而《他们》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在70、80年代的文学民刊中，不说是特例，也是比较少见的（比如《今天》的作者大多来自北京，《非非》的作者集中于四川），所以写起来有难度。当然，由于本人和南京的特殊关系，对当地的诗歌氛围还是有所了解。
稍晚于《他们》出刊，南京有过一本叫《对话》的杂志，主编周俊是长江上的一名水手，曾提出过所谓的“咖啡意识”。对其内容至今我也不能了然，只知道周俊经常出入于和平电影院旁边的咖啡馆，咖啡云云大约与此有关吧？
我和邓海南、贺东久也很熟悉，此二人都是军人，后者是前线歌舞团的专业词作者。贺东久曾经写过一首诗，整体记不清了，大意是：一帮军人在靶场上练习瞄准，恰好一位少女从前面路过，军人因此走神，将准星瞄了过去——“对于这一秒钟的疏忽，祖国会原谅。”可见当年的诗歌气氛热烈诡异，就是军人也疯狂。
还有工人。一名姓杨的锅炉工满口南京话，据称读书很多，他的绝招是，见到工人兄弟大谈萨特、弗洛伊德，见到写诗的文化人则说：我是大老粗，只晓得烧炉子，写诗跟烧炉子一个屌样！1987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大展期间，杨某临时组建了一个诗歌社团投稿参加，大展结束该社团就鸟兽散了。
此外我还和任洪、苏南是朋友。当时我在山东大学读书，假期归来，去他们那里吃过好几次饭。不仅自己去吃，还带了杨争光等人一起去。至今也没有回请过，心里面不禁惴惴。
南京的诗人们彼此相识，与一本叫做《青春》的文学杂志（官办）有关。当时《青春》火到什么程度？发行量高达70万份。编辑部赚了钱盖了一栋大楼，分给《青春》的编辑职工。此举在全国文艺界都很轰动，此楼犹如纪念碑，诉说着文学与青春的辉煌。如今我就在这座楼里写作，不过它已经十分陈旧破败了。我之所以能够身处此楼，是因为我哥哥李潮当年是《青春》的一名编辑，分房时有份。
可想而知，我首次发表诗歌作品也和李潮的推荐有关。《青春》当时开设了诗歌栏目，每期一人或者两人。由于杂志的影响力，只要在上面发诗立马就能红遍全国，至少也是江苏省。邓海南、贺东久、任洪、苏南和我都是《青春》的诗歌作者，记得还有小海、车前子等人。
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京有过一本叫《人间》的民办杂志。该杂志是南京地下文学的先驱，领袖人物是顾小虎，成员包括徐乃建、叶兆言、李潮、黄旦璇等。《人间》创刊略晚于《今天》，据说北岛作为北方民刊的代表曾来南京与顾小虎会面。这意义重大的南北碰撞我无缘目睹，李潮描述说，当时他走在中间，一边是北岛，一边是顾小虎，两人的身高都在一米八四左右。他们沿中山南路一路而去，路灯透过树影斑驳变幻，俩巨人越过李潮的头顶于半空交谈。身高如我的哥哥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是否觉得中国文学的前途无量，“未来在地平线上闪烁”？（仿朦胧诗句式）我就不得而知了。
《人间》只刊载小说，并且只出了一期，但对其后的《他们》却具有示范作用。特别是通过叶兆言，《今天》得以流传南京。兆言是叶圣陶的孙子，经常去北京看望爷爷，有机会和《今天》那帮人混在一起，顾小虎和北岛的见面大概也是他促成的。李潮不仅是《人间》的作者，和兆言亦是打小的朋友（我父亲方之和兆言的父亲叶志诚是至交），通过李潮，《今天》辗转到我的手中。
1980年寒假归来，我与《今天》隔空接触，其心神俱震至今记忆犹新。像“星星的弹孔”、“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这样的意象在以前的阅读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加上秘密传阅构成的氛围，让我不能自拔，且一意孤行地走上了写诗这条不归路。之后，我又将《今天》带往了所在的山东大学。
这是《今天》传播的故事。我相信，当时遍及全国的地下文学的发轫与此（《今天》的传播）直接相关。北岛们的意义不仅是将某种现代诗歌的方式带入了中国文学，在特定的时代，文学的运作（自办刊物、自由结社等）也是前所未有的。到1980年10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由于《今天》诗人群中顾城、江河、舒婷的参加，一种崭新的诗歌风格才浮出水面，为更多的人所知。诗歌写作的热潮更是蔓延开去，愈演愈烈。
— “云帆”、《老家》、《同代人》 —
当时我参加了两个文学社团，在山大是“云帆”，在南京是“太阳风”。这两个社团都没有出过刊物，前者我卷入得更深，后者只是假期回南京时和一些诗人吃饭、玩耍而已（以诗歌的名义）。
1981年，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云帆”由于传播“非法刊物”遭到校方审查。当时事态很严重，“云帆”的核心成员（王川平、杨争光、吴滨和我）建立了攻守同盟。由于吴滨当时在校刊担任编辑，我们便谎称《今天》是校刊收到的寄赠刊物。王川平、杨争光和我是78级，吴滨是77级，早我们半年毕业，他已确定被分到北京，因为这件事毕业证被扣了下来。他们系的支部书记和山大党委书记（系夫妻）找其谈话八个多小时，软硬兼施，吴滨终于崩溃，在没有通知其他人的情况下全面招供了。
外面，王川平、杨争光和我也开起了小会。作为小团体的头目，川平一再做我的工作，让我承认吴滨的指控（《今天》的来源系韩东）。他说已去吴滨家探望过了，吴母不停地掉眼泪，吴父病倒在床上好几天了，脸都肿了起来。川平又说，我们中总得牺牲一个人，如果牺牲杨争光，他来自农村，被学校开除了只有回家种地的份，一辈子不得翻身。我不同，比争光有才华，即使被学校开除也能通过写作写出来。
川平的分析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虚荣心，豪迈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我便认了这事。吴滨得以解脱，学校放行，顺利地去了北京。接着是寒假，川平的老婆刚生了个女儿，川平还没见过呢，于是他回了重庆。争光的父亲也刚好刑满出狱，得回家见面，争光也走了。剩下我孤单一人，天天接受学校专案组的提审。
专案组由我们系的支部书记挂帅，老汉解放前干过武功队长，身高超过一米九。他将办公桌拍得山响,“韩东，你还不交代！”（得用胶东话念），亲切的乡音如今回想起来犹在耳畔。最后，还是我母亲拍了一封电报到系里：“母哭盼”，学校这才放我回南京过年的。这年我20岁，杨争光24岁，吴滨26岁，王川平30多岁了，具体年龄不详。
1982年我分配到西安工作，算是发配。班里的很多同学去了北京，分得最差的也能回到原籍。在西安本人痴心不改，竟然又投身于地下文学，办了一本叫《老家》的油印杂志。上面的作者大多是山大结识的那帮人，有王川平、杨争光、小君、吴冬培、郑训佐等等。
小海是个例外，不是山大出身。我在山大读书时他给我写信，字迹秀丽可疑，最后署名“海燕”，我一心以为这是个女孩。由于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就没有给小海回信。后来才知道小海姓涂，本名涂海燕，是个古怪少年。给我写信时小海还在中学读书，他14岁发表诗歌作品，15岁莫名其妙地成了当地作家协会的理事，可谓少年天才。其诗歌的灵动、奇谲就更具天才相了。
我在西安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丁当，他并未在《老家》上发表过作品。我们一道传阅多多的组诗《感情的时间》，忙于恋爱。丁当相貌堂堂，尤其是眼睛迷离如梦，一望而知就是一个诗人，就是不写也是诗人。
1982年到1984年，我在西安两年时间，除了《老家》和丁当，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诗歌方式的转变。在山大时我写诗深受《今天》的影响，严格说处于某种模仿阶段。在西安期间我先后写下了《一个孩子的消息》、《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我们的朋友》等一批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在风格和意识上已经截然不同。二是封新城在兰州创办《同代人》。和当时很多民刊一样，《同代人》仍以北岛等人坐镇，但其中有一个栏目叫“我们这一代”，集中收入了于坚、王寅、普珉和我的作品。于、王、普后来都成了《他们》早期最重要的作者，于坚还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创办。当时我读他们的诗大有找到同志之感，看来针对《今天》的美学反动并非是我一人的倾向，某种新的方向已在不同的诗人那里酝酿。之后，我和于坚、王寅开始了频繁通信。
由于和于坚、王寅、丁当等人的交往，我不再感到孤单，总算从被山大小团体逐出的失落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吴滨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成了丁玲主编的《中国》的一名编辑。王川平、杨争光被其招致北戴河开笔会，皆有作品在《中国》上发表。
1985年我前往北京，第一次和北岛见面。在他家里，我先到，被邵飞留下来吃饭，北岛、马高明随后进门。记得北岛戴了一副眼镜，刚进来的时候镜片漆黑，渐渐地才变得透明，能看见他的眼睛了。北岛话不多，马高明一直在向他解释一张机票。当时北岛正准备出国，马高明大概在帮他翻译机票上的外文。后来北岛问我有没有新作，说他可以推荐到《中国》上发表。于是我就给了他我在西安写的那批诗，其中包括《有关大雁塔》。1986年，《有关大雁塔》等几首诗就在《中国》上刊出了。
在北岛家时我曾告诉他，《中国》的编辑吴滨和我有过节，推荐过去也无济于事。他回答，“不怕，重要的是诗歌质量。”
这一年在北京，我还见到了多多、骆一禾、赵振先等人。
吕德安亦是《他们》早期最重要的诗歌作者之一，我和他的结识是一个故事。还是在山东大学期间，我和小君谈恋爱，她慕名给舒婷写信。舒婷回信说她有一个干弟弟，诗写得远胜于自己，此人就是吕德安。之后，小君和舒婷的通信就变成了和德安的通信，后者随信附来大量诗作，一读之下果真了得。不仅写得好，而且方式特别，完全另辟蹊径。德安还给小君写了不少情诗，我嫉妒得发狂。及至开始筹办《他们》，我不由得想起此人，毅然决然地写信到福州，向德安约稿。
直到很多年以后，吕德安才和小君见面，也才和我见面，那时我已经和小君结婚了。1988年我与小君离婚，和德安的交往就更没有障碍了。他的确是我见过的最有才能和自成体系的大诗人。可惜的是，德安后来辗转到美国求生，由于长期隔绝于国内诗坛，写作的自信心备受打击。
— 《新诗潮》、“他们” —
1984年6月，我调动工作回了南京，这次再不是探亲，而是定居。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比，诗歌界的气氛已经为之一变，文学社团在全国全面开花，可以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以文学或诗歌的名义结社。众多的文学社有民间的，也有官方批准的，亦有半民半官的，遍及学校、工厂和机关单位。诗人们印刷刊物、举办诗会，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到处串游。1985年，老木在北京自费出版了《新诗潮》，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今天》诗人群的作品，下卷收入的则是《今天》之后的新秀。我开玩笑说，此书可作为联络图，只要一册在手便可游遍中国。
那时候，经常有外地诗人来访，只要报上姓名，声称是写诗的，你就得管吃管住、陪聊陪玩。并且还得吃好住好玩好，稍有怠慢，就会说你不讲义气，你的江湖名声就会受损。整个诗歌圈犹如江湖码头，交流诗歌在其次，以诗的名义过江湖生活才是真义。
记得有两位上海诗人来访，自称是从长江源头一路走来的，要走回上海（入海口）。但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像，两人干干净净，衣服几乎一尘不染，而且也没带行李。坐下后就大谈哲学，试图让我折服。即使你请他吃饭也得心悦诚服地请，化缘的和尚也没有这样的呀！
还有一位姓马的诗人窜至南京，小海请他到九华山喝茶。此人喝至半途突然起身，高声朗诵诗歌。前奏是脱下军大衣，抛向空中任其落地，弄得邻桌不禁侧目。
就是这位马某，后来去了北京，因违法行为结果被捕并上了电视。看电视时在座的有来自各地的诗人，将他的那身行头都认出来了：军大衣是某某送的，围巾是某某某送的，还有手表、裤子、鞋子……总之没一样是他自己的。
当年很少人有私人电话，更没有手机、网络，上门无法预约，办法是直接闯将过去。如果你住在楼上，就大声喊叫，你不在家，就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等。我的住房条件稍好，在瑞金路有一处空房子，被我当做工作室，且门锁形同虚设，用一张硬纸片一别就开。经常有外地的诗人找我不遇，当地的诗人知道这个诀窍，就领着他们自己开门进去。
一天早上，我前往瑞金路“上班”，走到单元门口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烟味儿。打开房间门后，更是烟雾弥漫，就像着了火。只见几个人木然地坐在桌子前面，桌上放着麻将牌，他们竟然打了整整一夜。见我来也不招呼，我移至厨房给他们煎鸡蛋。
类似的故事不一而足。
也有彼此倾慕的诗人到来，相谈甚欢。比如王寅、陆忆敏一对就在瑞金路的房子里住了有十天。陆忆敏在我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精神病学词典》，如获至宝，抽出翻阅。其后的几天到哪里她都带着这本书。因为这次见面，我写了一首诗《常见的夜晚》，如下：
这个夜晚很常见/你来敲我的门/我把门打开一条缝/灯光首先出去/在不远的地方停住/你的脸朝着它/看见了房间里的一切/可我对你还不大了解/因此没有把房门全部打开/你进来带进一阵冷风/屋里的热浪也使你的眼镜模糊/看来我们还需要彼此熟悉/在这个过程中/小心不要损伤了对方
万夏自成都来访，我领他去见了顾前、苏童。我们去顾前家吃饭，在九华山茶馆展开辩论，其激烈程度差点儿要打架。具体辩论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万夏对我说：中国诗歌的中心如今已经从北京转移到了四川。他还说，四川一帮人准备成立第三代诗人协会，计划让我出任主席，自然被我拒绝了。
钟鸣来访，说此前他去了杭州，在西湖边买了一把龙泉宝剑，神情甚为得意。
张小波来访，未遇，在我门上留了一张字条，说我是一只鹰，他是一只狼，云云。
大仙来访，在瑞金路住了一晚，也留了一张字条，说除了写诗，只有一个“小小的死亡”。
杨炼不是来访，而是钦差巡视。他是《今天》诗人群中重要的诗人，我等不由仰视。酒肉款待是免不了的，我们还陪他逛了夜色中的南京长江大桥。那时的杨炼身材颀长，面目清秀，但我不喜欢他的所谓史诗，因此暗自刻薄评论：像个县级文工团跳舞的。
孟浪、郁郁来访，说是刚刚去了西藏，如今我只记得他们的装扮。孟浪的破牛仔裤上贴了一块橡皮膏，郁郁则穿着高筒靴，比较时髦。
杨黎来访，只在我那坐了坐。由于之前没有读过他的诗，怠慢了。当时秦闲梦已在南京工作，杨黎有老乡接待，因此也不以为意。
这样的故事不一而足。从1984年直到90年代，在南京碰面的诗歌圈人物还包括曲有源、普珉、宋词、唐晓渡、陈寅、李苇、吕德安、李劼、刘春（安徽）、洛夫、杨平、朱小羊、戴迈河、芒克、舒婷、柏桦等等。柏桦后来干脆调来南京工作。由于记忆的关系，这里提供的时间顺序和细节都不足为凭。
但有关《他们》的最重要的接触则发生在1984年7月，地点也并非南京。丁当自西安到昆明出差，拜访了于坚。后者形容他和丁当的见面“像两个杀人犯一见钟情”，并且为这次见面写了长诗《有朋来自远方》。两人同时给我写信，兴奋不已。不知道是谁建议，以后我们每人弄一辆摩托车，前面挂上牌子，上写著名诗人某某、某某某，游行全国。
与此同时，丁当写下了他的第一批诗歌，其中最好的包括《房子》、《收到一位朋友的信怀旧又伤感》、《南方纪事》、《爱情夜话》。初读之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对丁当的天赋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感到震惊。这些诗具有某种迷人的节奏，不仅是诗，而且是真正的诗歌（诗与歌），充满丁当式的幽默和绝望。可惜当年并非一个摇滚的年代，否则丁当没准就成大歌星了。
除了互相走动，当年的诗人们还流行写信和互寄自印的诗集。记得西川给我写信，是竖着写的，我回信则说“如今手持字典的诗人太多”。由于话不投机，信没通几封。但私下里，我认为西川的诗写得真是不错。
海子寄来他油印的诗集，当时他还没有出名。刘立杆和小海开玩笑，说：你怎么都有儿子啦？
骆一禾来信，告诉我于坚背后说我坏话，我回信说，我相信面对面的感觉。
小海写信给李苇，攻击黄灿然。李苇又将小海的信拿给黄灿然看，后者写信给我，破口大骂（黄认为是我挑唆的），并说要当我的面手淫（侮辱之意）。
诗人们四处串游联络的时候，我基本上待在南京没动，但在南京城里却加紧了有关的交往，对象也并非诗人。其中之一是顾前，他只写小说不写诗，我们认识还是在70年代末，我假期回南京探亲。一天顾前约我去胜利咖啡馆，说是要谈一把文学。
胜利咖啡馆的楼上是胜利西餐馆，在当时的南京独此一家（至少也是最有名的西餐馆），比周俊常去的和平咖啡馆更要洋盘。价格自然不菲。我第一次吃西餐是因为顾前，而后者经常去。即使常去也不过每月一次，工厂发工资的日子，届时顾前会点上很多道大菜，根本吃不完。杯盘叠摞的后面，此人托腮沉思中国文学及其前途，接下来就只有靠咸菜稀饭度日了。
及至1984年，顾前的小说手稿已经积了一堆，但从未发表过。他已经结了婚，小日子过得红火，再也不去“胜咖”了。我没事就去他家里混饭，其口味自然远胜西餐。
常去顾前家混饭的还有苏童，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分配到南艺（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一日，苏童怀揣封新城写给我的介绍信去瑞金路找我，不遇，于是就将《桑园留念》的手稿从门下塞了进来。回家后我读罢小说，立马就去南艺回访苏童。封新城的介绍信根本没用上，那年头的介绍信是作品本身。苏童以前也是诗人，并且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但他绝口不提诗歌的事，只论小说。
另一重要人物是斯微粒，既不写诗也不写小说。他是《青春》主编斯群的儿子，很早就和我、顾前认识。酝酿办民刊时我们不禁打起斯的主意。迄今为止，虽聚集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作者，但缺少真正办事的，况且斯微粒的母亲就是主编。我们邀请微粒担任刊物主编，任务主要是联系印刷。《他们》第一期上的“付立”便是此人。苏童那时也不叫苏童，《他们》上面叫“阿童”，顾前则叫“乃顾”。
1985年，小海来南大中文系读书，在此之前，由于眼疾问题他曾长期在南京住院。《他们》创办前夕，既没有建立社团，也没有办事机构，甚至也没有开会讨论，但所有的组织和联络工作都已经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所有的因素（包括作者稿源）都已到位，只能择日开张了。
— 《他们》创刊 —
图说：《他们》创刊
《他们》1984年下半年开始筹办，1985年3月出刊，此前为取刊名有过一番讨论。于坚写信给我，列了一堆名字，印象最深的有“红皮鞋”。后来老于不承认有这事，我说有当年的来信为证。只是那些信件由于数次搬家，不知道被我放在了什么地方，懒得去找。但我相信是有这事的，否则，“红皮鞋”三个字怎么会凭空跃入我的脑海，而且还和《他们》、于坚联系起来？
顾前给刊物起名“诺尔贝”，意思是反“诺贝尔”传统（有这样的传统吗？至少在顾前看来是有的）。我以为，这名字和“红皮鞋”一样，都含有某种反叛和黑色幽默的意韵。丁当图省事，说干脆就叫“老家”得了，被大家否决。《老家》那帮人早已烟消云散，聚集起来的基本上是另一拨人马。
在九华山喝茶的时候，竟然有人给刊物起名“苦果”。还好，提议者是位画画的老兄，和诗歌毫不相干。可见《他们》创办没开任何会议，讨论不是通过邮件，就是在饭后茶余，随便是谁都可以参加。
最后刊名定为《他们》。我当时正在读美国作家奥茨的同名小说，觉得“他们”乃是天赐。“他们”本来就是一帮人嘛，并且不是“我们”，也不是“你们”，有一种背向而立的感觉。《他们》杂志既无纲领、宣言，也没有统一的写作原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间，供相互欣赏的作家、诗人自由进出其间。以作者为本，作品直接呈现——后来的《他们》历史证明这个名字是恰如其分的。
然后是经费问题，在南京的诸人每人出资，微粒、苏童、顾前和我都掏了钱。外地作者是否也寄钱了？我已经忘记了。总额1000元不到，在当时可谓一笔巨款。提着这笔钱，微粒开始跑印刷厂，很多双眼睛监督着。不是怕他挪用，而是在督促他的进度。微粒是个慢性子，在这方面相当有名。直到《他们》刊物出来，顾小虎评论说:谁说微粒不行？他还是能做事情的！
当年完全没有平面设计的概念，但对刊物封面我们还是很在意的。于是一帮人拥入南艺，和当时南京油画圈的领军人物丁方交朋友。丁曾深入陕北，画了一批素描，声名大噪。他给我们的《他们》封面也是一张素描。可下厂印刷时出了问题，说是因为技术原因，效果印不出来。素描稿被拿回来修改，我执笔。素描变木刻（效果），丰富的层次变成了平板一块。幸亏原作高超，遗韵犹存。
《他们》第一期终于出厂，我和微粒骑着自行车去江边的一家小旅社提货。那地方我从没去过，破败不堪，根本不像在南京。2000本《他们》为何会被运到此处？又为何要在小旅社接头？其中的原委已回想不起。不过，那气氛倒是很符合民刊的诞生：灰暗、杂乱、诡异、危险，就像一部黑白电影。之后，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载着沉甸甸的《他们》，我和微粒骑在车上，一路尾随到了市里。
接下来是邮寄，发往全国各地。所有的人都来帮忙，包括家属。不说写信封、分装工作量巨大，就是邮费我们也承担不起。好在微粒的母亲是《青春》主编，我哥哥李潮也是《青春》编辑。微粒和我搞来一批《青春》专门寄杂志的大信封，假公济私，大家分头填写。
大约有500本《他们》分成几批通过《青春》寄走了，500本分给在南京的作者，另有1000本继续囤积在微粒的住处。《他们》的联系地址留的也是微粒的地址。
半个月后，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这些信自然由微粒掌管，顾前常去盘问。他的意图不仅是想知道读者反应，更重要的在于女孩。顾前总是问：有没有姑娘写信？有没有寄照片？又说微粒给他看的信都是男人写的，女的信微粒自个儿留着享用。这样的玩笑，每次见面时顾前都要开。《他们》第二期出刊后，顾前伙同小海等去南京各高校卖过《他们》，五块钱一本。如果对方是女大学生，分文不取的事也是有的。
一天，我站在站牌下等公交车，看见一个女孩在看杂志，模样（杂志的）熟悉无比，似乎是《他们》。然后车就来了，我上去后通过车窗频频回首（女孩和我乘的不是一路车），想确证那就是一本《他们》。到底是不是一本《他们》，到现在也不能确定，就算女孩看的是一本《他们》吧。当时我心头狂跳不已，完全不亚于一见钟情。
《他们》极大的反响还是出现在诗歌圈里。盛名之下，微粒作为刊物主编游历诗歌重镇四川，受到了热烈欢迎。他还是和新婚妻子一起去的，这位佳人连我们都没见过。回南京后问起此行的观感，微粒只说了一件事，住在万夏家的时候，半夜起来，发现窗帘背后伫立着一具八岁儿童的骨骸。自然，这是万夏用来作装饰的。但为何是八岁，而不是九岁或者十岁的？微粒为何如此确定？可见他受到的惊吓之巨，连当时浮现出的数字都铭刻不忘。
《他们》第一期分诗歌、小说两部分。诗歌部分的作者有于坚、小海、丁当、王寅、小君、斯夫（陈寅）、陆忆敏、封新城、吕德安和我。小说作者有李苇、阿童（苏童）、乃顾（顾前）和马原。另有一五人集，收入了贝斯、李娟娟、王述平、李苇和陈东东的短诗。李苇是顾前的小舅子（当时的）、李娟娟的弟弟。陈寅是经李苇介绍认识的。马原则是故人。
还是我在山大读书时，李潮作为《青春》编辑，推荐过马原小说。虽然最后被主编否决，但因为这知音的缘故，马原千里迢迢地从沈阳跑来。那是一个寒假，一天我在家里睡觉，听见客厅里有人说话，嗓音清亮，富于乐感。我想象马原一定眉清目秀。出了卧室我吓一跳，眼前乃是一条大汉——马原身高一米八四，不过面孔倒是英俊得出奇。
我在西安时，马原也已大学毕业去了西藏，每次他从东北进藏都要经过西安。马原会在西藏驻西安办事处等飞机，一等就是十天半月，我俩不免有时间厮混。我们曾一起登上著名的大雁塔。关于这座塔，我写诗表达过自己的感受，马原大约也是有感而发。他对我说:这世上的第一等人是政治家，名字每天见报。第二等人是体育大明星，万众瞩目。第三等人才轮到影视明星。他马原是不得已求其次，干了写作这一行。说罢叹息不已。
马原也写诗，并声称自己写得最好的是诗，而不是小说。对于这一点我不敢苟同，因此在编辑《他们》时我只约了他的小说，没有约诗。
诗歌与小说并举，是《他们》的另一个特点，而且小说的分量很重。《今天》上当年既有诗、也出过史铁生这样杰出的作家，但在“第三代”兴办的民刊中，发小说的杂志是不多见的。直到第四期后，《他们》才停止刊载小说，但小说写作从未在“他们”中停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后期朱文、吴晨骏、李冯、金海曙和鲁羊的写作）。只是由于小说和诗歌的不同处境，变得可以脱离民刊而生存持续了。
— “青春诗会”、《他们》前期 —
《诗刊》举办的“青春诗会”是另一个系统。由于首届有顾城、舒婷、江河、梁小斌的加盟，不禁声名远播。公认的两个黄金期，一是首届，其次是第六届（有于坚、翟永明、宋琳、车前子和我）和第七届（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当年的“青春诗会”犹如诗歌界的黄埔军校，是论期的——“你是从哪期出来的？”实际上第二届我就受到了邀请，也曾前往北京。到了地方一看，在学习中央文件，本人于是不告而辞，公然开溜了。
第六届（1986年）我再次受到邀请，这次收获颇大，主要是认识了于坚、翟永明。那时《他们》已出了两期，我和于坚还没有见过，实在有点不像话。后者来车站接我，我看他犹如少数民族，朴实得可以。于坚也觉得我很土，连小轿车的门是怎么开的都不知道。除了互相挖苦，整个会议期间我俩都在辩论。总之完全不像是初次见面，就像认识有半辈子了，没半点虚礼客套。
翟永明的风采令我叹为观止，我不免跟前跟后。为和我保持距离，翟姐说我是个小孩，并自称姑姑。会议结束后，我和翟姐开始了多年的通信，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说来都不敢相信，为了一部傻瓜相机（翟姐说可以托人在香港帮我买到），我们竟然讨论了十几个来回。每次来信落款，翟姐必署：你姑姑。
当然也有正经事，除了讨论、修改作品，另有一次非常的遭遇。诗会是在太原召开的，当时隔壁正举行山西各地县的宣传部长会议。他们听说北京来了一帮小痞子，“自由化”倾向严重，决定组织反击。于是两拨人碰面座谈。事前《诗刊》的老师打了招呼，让我们少说为佳，别惹麻烦。在部长们的狂批下，我忍无可忍，率先跳出来发难，于坚、翟永明等跟进。由于此次事件，大家的友情不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图说：1986年太原，翟永明、于坚、韩东。三位诗人一起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韩东供图。
会议结束，一帮人集体北上，前往北京。在北京我首次见到了西川、黑大春等人。
也是在这一年，我伙同小海、贺奕去了四川，经九寨沟抵达成都。那儿的局面更令人骇然。
我们先到万夏家，万夏将我们领到一家餐馆，说是所有的人都在。远远看去，两三张拼起来的桌子当街放着，四周坐了不下二三十人。我们加塞坐下，我被安排在杨黎身边。老杨将一条热乎乎的胳膊搭在我肩上，就再也不肯放下了。他说：“韩东啊，只有我理解你……”下面就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然后杨黎就不见了，有人解释说他喝多了，被弄到万夏家歇着去了。又过了一会，有人来报，说杨黎把万夏家的门打破了。万夏镇定自若，就像在说别人家的门。等散伙回到万夏家，杨黎已经躺在厨房的水泥地上，上身赤裸，正在哼哼。他把万夏睡觉的床吐得一塌糊涂，因此万夏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动洗衣机洗床单。与此同时众多的诗人（记得其中有宋渠、宋炜两兄弟）进进出出，各取所需，万夏的母亲在一边表情焦虑。这时有人提议去喝茶，于是马松带队，前往茶馆。
在一条市场兼通道的小巷里，马松和一位踩三轮的发生了冲突，结果大打出手。旁边就是派出所，警察及时出现，但无法制止酒兴大发的马松，最后只好动用了电警棍。马松和踩三轮的被带到派出所里，小海、贺奕跟进去作证，我则返回万夏家报信，让万夏设法营救。万夏仍然在洗床单，他告诉我，这家派出所早把他盯上了，因此不便出面。派人再探，说是人已经被运到火车站去了。我问小海、贺奕在哪里？没人知道。因此我只得又去派出所，探听小海他们的行踪。
还没进门，就听见里面欢声笑语。及至进屋，看见马松和一位警察正聊得热火朝天（后来才知道那人是所里的指导员），根本没有人去什么火车站。马松对指导员说，“什么坏事不是他们城南人干的？强奸妇女……”三轮车夫手腕上紧扣着车牌，无比仇恨地盯着马松，但不发一言。
马松在抽一个烟屁股，依次传给在座的。他说，“抽！抽！哥儿们抽！”到了我这里，我说我不抽，眼看马松又要发作，我只好接了烟屁股，深吸一口后再递还马松。他对我说，“杨炼已经把九寨沟写尽了，你们去干什么？”他大概是指杨炼的组诗《诺日朗》。
我和小海、贺奕告辞时，指导员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并且说，“欢迎下次再来！”
本来我们还准备在成都多待几天，但此处的确不可多留，于是当天就离开了。
小海是1985年9月来南京读书的，一来，就参与到《他们》第二期的编辑中。
《他们》第二期的出刊和第一期仅隔了半年，第一期虽然卖了一些，但成本根本无法收回，按说我们是没钱再搞一期的。可1985年下半年来了机会，南艺的一位青年教师孙建军发起所谓的“江苏青年艺术周”。此人多方活动，拉了不少赞助，并得到了省市各级政府的支持。准备进行的项目包括画展、歌舞音乐会、话剧演出、时装表演等，诗歌也在其列。孙答应给我们一笔钱，让我们放手去弄。结果计划造了无数，只出了一期《他们》，印数3000。
第二期封面仍然采用丁方的素描。只是丁方没有再特意去画，而是给了我一个小本子，上面有一些即兴小稿。丁让我自行取用。我选了一张男人群像，通过一扇拱门能看见里面诸多宽大的脊背。雷吉评论说：像一伙壮汉正挤进一间厕所。
雷吉也是画画的，但不见经传。除了画画他还写诗，一读之下我大为惊叹，要求把他的诗发在《他们》上。雷吉的条件是上头条，理由为“引起重视”。可第二期出来后，他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除了我。《他们》也不可能永远让他排第一，于是此人便消失了。我至今仍觉得雷吉是一位天分奇高的诗人，有他的诗歌为证：
从西门进了那仓库又从东门出/扒上飞驰的火车找一块水田跳下……/向白水里倒化学剂使它变成红色再倒一种使它变成黄色或者蓝色/只是为了等待——《等待》
这一期上的诗歌作者还有：丁当、于坚、王寅、小海、小君、李胡（李潮）、柏桦、张枣、徐丹夫、普珉、李苇、吴冬培、菲可、陈寅、裴庄欣、陆忆敏、陈东东和我。小说作者有张慈、乃顾、阿童。
记得我和小海前往溧阳校对清样，这应该是我和小海第一次出差，也是我们第一次结伴旅行。虽然路途不远，但兴奋之情至今记忆犹新，何况我们身负使命。
小海由于手术失败，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好眼”也只有微弱的视力。他就用这样一只眼睛打量着诗歌，脑袋不动，将校样捧至鼻尖，然后一行一行地移过去。招待所的窗外架设着霓虹灯管，明明灭灭的，将这个动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
1987年末，《他们》第三期出刊，比较简陋，打字、胶印（前两期都是铅印），并且只有100本。没收小说，有办《他们》以来的第一篇评论，贺奕写的《绝处逢生》。诗歌作者有小海、丁当、于小伟、任辉、小君、于坚、普珉、吕德安和我。
纵观《他们》前三期，核心的作者队伍已经形成，但从印数和刊物外观上看，三期却相去甚远，根本不像是同一本杂志。自然这是因地制宜的结果，说明《他们》在经费、印刷条件方面还不稳定。出刊时间亦如此。1985年出了两期，出第三期时已时隔两年。三期以后，模样上要整齐一些了，特别是从第六期开始，《他们》有了统一的外观，基本上没再变过。但在内容方面，由于于小韦等人的加盟，《他们》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我将《他们》前三期称为“《他们》前期”。
— 《他们》中后期、“南大方面军”、“南工方面军”—
于小韦是从第三期开始进入《他们》的，这是《他们》“中兴”的重要事件。此前，于小韦办过民刊《黄草帽》，主要刊载朋友的作品。
我认识于小韦是因为任辉，后者当年喜欢李娟娟，而李已经和顾前结婚了。任辉虽无心理障碍（他不认识顾前），只是追求起来不免阻力陡增。任辉一心要把顾前搞定，其做法就是每天中午去人家串门。顾前借口睡午觉，不让任辉进屋，任辉就自己搬一张小板凳，坐在门外，对着里面的小夫妻大谈文学。顾前烦得不行，决定将此人介绍给我，于是有一天就把任辉领来了。
初见任辉，我觉得他相貌英俊，没下雨但穿了一件雨衣，也算落拓不羁。开始的谈话是这样的，任辉问我，“你想获诺贝尔文学奖吗？”我答，“不想。”任辉说，“你不想，我还想呢！”虽然有点疯癫，但这绝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任辉是《黄草帽》的成员，和于小韦相识多年。一天我和任辉正在兰园的小街上转悠，一个高个儿笑眯眯地从对面走了过来—于小韦穿短裤、拖鞋，身轻如燕。之后，三人去了兰园我的另一处房子聊天。由于我和任辉、于小韦住得很近（都住在兰园），后来便经常走动。于小韦当时是南工（南京工学院，后更名为东南大学）的一名教工，专业为制作建筑模型。
于小韦和任辉都写诗，于小韦除了诗还写小说。但无论诗还是小说，于小韦都写得极少，质量却高得令人咋舌。并且他从不投稿，完全没有这根筋。我心里明白，自己是遇见高人了。
由于对于小韦实在欣赏，我背着他将其作品寄往当时如日中天的《诗歌报》，没有回音。半年以后，其中的一首诗出现在《诗歌报》刊登的一篇批判文章里，作为当前诗歌堕落、不堪的例证。没想到我的义举给于小韦造成了损害。但转念一想，他第一次发诗竟然是这样的方式，真是太牛逼了！
2001年，我主编“年代诗丛”第一辑，向于小韦约稿，倒是没有被拒绝。但于小韦没有留底稿的习惯，最后编入诗集的那些诗除了《他们》上发的，大部分是从我这里找到的。总共70多首，于小韦又删去十几首，诗集出来时只剩61首，是那辑诗丛里最薄的。面对喧闹的诗坛，于小韦完全没有兴趣。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连我都不在，他们折腾什么呢？于的骄傲是骨子里的。
于小韦是“同志”，在圈子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已经知道20年了，但于小韦不知道我们知道。直到2005年，他和朱文前往云南，后者才挑破这层纸。于小韦如释重负，抱怨我们早该告诉他了。告诉他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同志”？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是“同志”呢？
又一日，我和杨黎聊起“他们”和“非非”，两相比较，竟然不相上下。“他们”中出过老板，“非非”中也出过。“他们”中有拍电影的，“非非”中亦有。“他们”中有少数民族，“非非”更是不缺……最后我急眼了，说，“‘他们’中有同志，你们有吗？”杨黎恨不能有，但的确没有。于小韦为“他们”争得一分，他的确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光荣。
任辉是另一类天才，主要体现在劳动强度上。当年他写诗，一天要写十几首，甚至几十首，三天的工作量是于小韦的一辈子。那时大家都用稿纸写作，任辉的稿纸消耗是最大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稿纸，堆积如山。一次，我的稿纸用完了，去任辉那里要，他说没有。我指了指无处不在的稿纸说：“这不是吗？”任辉答：“都用过了。”翻开那些簇新的稿纸，另一面果然写得密密麻麻。任辉用过的稿纸就像新的一样，并且一旦写完他就绝不再看。选编他的诗歌那就麻烦了，粪里淘金。这样的苦差往往是于小韦代劳。
从《他们》第三期开始，于小韦不仅贡献了自己天才的作品，在编辑和印刷方面也投入精力甚多。《他们》第三期是通过于小韦的关系在南工胶印的，第四、第五期的封面肖像也出自他的手笔，印刷也是在南工完成的。我将《他们》四、五、六三期称为《他们》中期。
于小韦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朱文、吴晨骏都来自南工，当年在南工读书，慕名找到于小韦。我第一次见到朱、吴是在于小韦家里。朱文高个，气质迷人；吴晨骏木讷，神情忧伤。他们皆是《他们》后期的新生力量。朱文更是以其独具风格的小说震动文坛，扩大了《他们》在圈子之外的影响。
朱文等正式进入《他们》是在第六期，那已是90年代初了。但在第五期之后，《他们》有过一个停滞期，我伙同朱文曾印过三期“资料”，因此朱文的进入可追溯到80年代末。
《他们》另一帮生力军的来源与小海有关。贺奕、海力洪、刘立杆、李冯、杜俊飞，80年代皆在南大读书。其中贺奕、刘立杆、李冯和小海同班（或者同年级），海力洪低小海一级，杜俊飞高小海一级。这帮人中，贺奕进入《他们》最早，是第三期，海力洪、刘立杆是第四期，李冯、杜俊飞是第六期。
有人戏称，《他们》有“南大方面军”和“南工方面军”之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从“中期”开始，特别是“后期”，《他们》的作者至少有一半集中在南京。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是一个地区性刊物。南大、南工都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海力洪、李冯来自广西，贺奕来自湖南。刘立杆虽然满口南京话，却不是南京人，他来自苏州。杜俊飞来自苏北。吴晨骏亦来自苏北，朱文的祖籍是福建。
《他们》后期另有两位重要的作者，杨健来自安徽，鲁羊来自苏北。此外《他们》中后期还刊载了非亚、伊沙、阿坚、张枣、杨黎、欧宁、唐欣、朱朱、唐丹鸿、徐江、张弛、吕约、蓝嫫、李森、侯马、杨克、翟永明、陈超、沈奇、张柠、张生等人的作品。另有一本编好未印的刊物，作者包括北岛、西川、蓝马、周亚平、车前子、林莽、多多等。
《他们》主要作者中真正的本土诗人、在南京长大的只有任辉。除此之外皆是外来户，或者早年不生活在南京。《他们》自1985年创刊，1995年停刊，共出了九期（另有三期“资料”和一期未印的刊物）。前五期80年代出刊，后四期90年代出刊。90年代的《他们》从编辑到一系列的事务性工作都是由刘立杆、朱文、吴晨骏担任的。
围绕这本刊物，自然还有很多的故事可讲，可惜本文主题限于80年代的《他们》，只好省略。并且《他们》诗歌之外尚有小说，《他们》纸质刊物之外尚有“他们网站”，《他们》之外尚有“他们”，说下去就没完没了了。
我固执地认为，《他们》虽然已经停刊16年了，但“他们”依然存在，作为一种象征依然存在，精神认同或者“同情”者越发增多，整个故事还将继续。当然了，你也可以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是，这也符合《他们》创办的初衷。还是以朱文的一首诗来说明我的意思吧。
风和日丽，这个季节/子虚乌有。/这个季节只是/另一个季节的比喻；/我的死亡，比做/你永恒的爱情/古怪的农民，/需要的只是种地，/这里种一年，/那里种一年，/人间种一年，/天堂种一年，/瞧，他自己那块地/已荒芜多时了。/劳累终年，这个农民/子虚乌有。/这个农民只是/另一个农民的比喻；/我的爱情，比做/向你飞翔的坟墓。——《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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