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1999年，印度乡民为反对政府在讷尔默达河上兴修水坝而举行声势浩大的“河谷集会”。
“要遭罪，也该是为国家利益遭罪。”
— 1948年，面对因建设希拉库德大坝（Hirakud Dam）而即将背井离乡的村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如是说。
我站在一座小山丘上，笑出了声。
我是从贾尔森迪黑（Jalsindhi）坐船横渡讷尔默达（Narmada）河的。上得岸来，我登上岬角。放眼望去， 西卡（Sikka）、桑让（Surung）、尼姆格万（Neemgavan）、多姆克迪（Domkhedi）部落一座座小村庄散落在一片低矮、荒芜的小山丘中。我能看到他们通风良好、说不上坚固的家，看到屋后的田地和森林。我能看到小孩子赶着小山羊跑来跑去，好像装了引擎的一颗颗花生米。我很清楚，眼前所见是一个比印度教还要古老的文明，而这一文明却预定—并且已由印度最高法院正式批准—今年雨季就要被淹没，届时，萨尔达尔萨罗瓦尔（Sardar Sarovar）水库的水位将会上升，把一切永远埋在水下。
我为何发笑？
因为我突然想起，在撤销进一步建造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的禁令之前，德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曾不无柔情地询问，安置地区的部落小孩们有没有供其玩耍的儿童乐园啊？政府方面的律师赶紧保证，儿童乐园是有的，不仅有，而且每一个里面都装上了跷跷板、滑梯、秋千。仰望无边无际的天空，俯视奔流而去的河水，有那么一刹那，这一切的一切之荒谬，让我怒极而乐。我笑了，虽然我并非有意要嘲笑什么人。
我首先要申明，我并不是一个硬要跟城市过不去的人。我过过乡下日子。对于乡村的与世隔绝和不平等，其蛮荒可能达到的程度，我有过亲身体会。我不是一个反对发展的偏执狂，也并不想劝说人们把传统和习俗保存到永远。然而我好奇。把我带到讷尔默达河谷的，正是这好奇心。本能告诉我，这里发生过天大的事。这里曾经战线分明，作战双方陈兵布阵。这里，希望、愤怒、真真假假的信息、政治手腕、宏大的工程规划、有名无实的社会主义、激进的行动派、官僚机构的花招、不明真相的感情用事，纠结成一个烂泥淖，里面还掺杂着无所不在、总是令人生疑的国际援助，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种种机谋。
本能让我把乔伊斯和纳博科夫的书放到一边，暂缓阅读唐.德里罗（Don DeLillo） 的巨著，而代之以有关排水和灌溉的报告，有关什么是大坝、大坝能起什么作用的书籍、期刊、纪录片。
没等我试探性地提几个问题，就发现，几乎没人知道讷尔默达河谷目前究竟是什么情况。知道的人知道一大堆，大多数人则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差不多每个人都抱有热诚的主张。没有人采取中立立场。我很快意识到，自己一不小心，已经步入雷区。
过去十年来，在印度，反对修建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的斗争已远远不再是一河之争。这既是这一斗争的力量所在，却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几年前，它演变成一场激发大众想象力的辩论。筹码因此而加大，斗争的性质也因此而改变。起先，这只是事关一条河谷命运的斗争；到后来，整个政治体系都被置于考量之下。现在要弄清的，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本质。土地为谁所有？河流为谁所有？森林、鱼，为谁所有？这些都是天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政府给予了天大的认真对待。政府辖下的每一个机构—军队、警察、官僚机器、法院，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同一个回答。不仅给出，而且给得毫不含糊，给得激烈、残暴。
对于河谷的居民来说，筹码加大到如此程度，意味着他们最有力的武器—针对特定河谷的特定问题的特定事实，在针对那些重大问题的争论中，失去了杀伤力。争论的基本前提被人为吹胀，直到“啪”的一声破成碎片，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飘散得无影无踪。偶尔，这个谜题中某个孤立的碎片会从我们身边飘过—一份情绪激昂，有关政府如何无情对待坝区移民的报告；人们对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Narmada Bachao Andolan）“一小撮活跃分子”绑架整个国家之行为的指责；一位法律记者就拯救讷尔默达运动组织向最高法院提交请愿的进展情况、发回的报道，等等。
迄今，尽管就此问题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发表，但大部分都是针对一个有着“特殊兴趣”的读者群。新闻报道倾向于关注该工程一些孤立的方面。政府文件被列为“机密”。不妨说，公众对此事的看法相当粗浅，并且可以大略分为两类：
一种看法是，这是一场战争，交战一方鼓吹发展，代表所谓的现代、理性和进步力量，而另一方出于某种新卢德派（neo-Luddite） 的动机，非理性、情绪化地反对发展，而向往工业革命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
另一种看法是，这是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这整个可悲的事件就不再是由欺骗、谎言、虚假承诺和日益成功的宣传（宣传可不就是为了成功嘛）构成的泥淖，而具有了冠冕堂皇却名不副实的合法性。双方都好像以国家利益为重，分歧仅仅在于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一利益罢了。
两种解读对这场争端给出的解释都缺乏说服力。两种解读煽起的情绪都掩蔽了这一具体事件中的具体事实。两种解读都显示我们是如何迫切需要新的英雄，一批新型的英雄，并显示我们过去的英雄如何已经被大众过度使用（让印度板球队的投球手超负荷投球就是个例子）。
尼赫鲁与甘地之争说，把这个当代问题的新酒装到了旧瓶子中。尼赫鲁和甘地都是宽厚仁慈的人。他们的发展观，建立在对内在道德观的假定之上。尼赫鲁主张苏联式中央集权国家的父性、庇护式的道德观。甘地主张浪漫化乡村共和国的养育式母性道德观。这两种模式本来都应该行得通，前提是作为人，我们得比现在好很多，大家都乐意穿印度土布，能够抑制种种基本冲动—性、购物、躲避责任、恃强凌弱，等等。50年过去了，可以靠谱地说，我们并未达到这种境界，连挨边都谈不上。要为我们自己的本性投保，保险计划得大加修改才成。
很有可能，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用完了本世纪的英雄配额，可是我们一边等待头顶光环的新英雄出现，一边还得把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才好。我们得支持小英雄们（这样的英雄我们多的是）。我们得用特定的方式打每一场特定的战争。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21世纪寄望于我们的。一切跟“大”沾边的，统统化小：大炸弹、大坝、大意识形态、大矛盾、大国、大战、大英雄、大错误。也许21世纪将是一个凡人小事的世纪。也许就在此刻，就在这一分钟，天上正有一个小小的女神准备助我们一臂之力。会吗？可能吗？这样的前景真让我垂涎欲滴啊。
讷尔默达河谷如此吸引我，是因为我感到讷尔默达河之战已进入了一个更新、更让人伤心的阶段。我去，是因为写东西的人被故事吸引，就像秃鹫被鸟兽尸体吸引一样。我的动机不是同情，而纯为贪婪。我还真蒙对了，在那里真找到了故事。
而且，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啊。
“人们说萨尔达尔萨罗瓦尔大坝是一项昂贵的工程。但它能给数百万人带来饮用水。这是我们的生命线。你能给生命线定价吗？我们呼吸的空气有价吗？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喝水。我们要给古吉拉特邦带来荣耀。”
—古吉拉特邦（Gujarat）最高行政长官奇曼布亥.佩蒂尔（Chimanbhai Patel）的夫人乌尔米拉本.佩蒂尔（Urmilaben Patel），1993年在德里一次公共集会上的讲话。
“我们要求你们在大坝建成后搬离住家。如果搬，那就好。否则，我们会放水，把你们全淹死。”
—莫拉尔吉.德赛（Morarji Desai），1961年在彭坝（Pong Dam）既定淹没区一次公共集会上的讲话。
“为什么不把我们毒死算了？那样，我们就不用住在这个鬼地方，政府也好独自跟它的宝贝大坝一起过下去了。”
—拉姆.柏（Ram Bai），在讷尔默达河建巴吉坝（Bargi Dam）时，她的村庄被淹。如今，她住在贾巴尔普尔（Jabalpur）一处贫民窟中。
印度独立以来50年里，自从尼赫鲁发表著名的“大坝就是现代印度的神庙”的演说后（在他有生之年，尼赫鲁终于对这次演说感到后悔），他的追随者便投身于建坝事业中，其狂热程度只能用“走火入魔”来形容。建坝逐渐与建国相提并论。单看这些人有多么狂热，就足以让人心生疑窦。他们不仅建起新的坝、新的灌溉系统，而且把几千年来由村社管理的小型传统水利系统抓到手中，然后任其衰颓。为了补偿损失，政府又建起更多坝，大、小、高、矮，应有尽有。政府这般努力的结果，是印度可以夸耀自己跻身世界三大大水坝建设国。根据印度中央水利委员会的数据，我国现有3600座可称为大型的水坝，其中3300座是独立之后建造的。此外还有1000多座正在建设中。与此同时，我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也就是两亿人，没有安全的饮用水；还有三分之二，也就是六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
大型水坝可以善始，却鲜有善终者。一度，每个人都爱它们，每个人都拥有它们—共产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一个都不少。一度，它们让人诗兴大发。但好景不长。如今，抵制大坝之风席卷全球。在第一世界，大型水坝或被停用，或被炸毁。大型水坝之弊大于利，已成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不再是猜测。大型水坝过时了，再也不酷了。它们不合民主原则。它们是政府集权的手段（决定谁能得到水、得多少，谁能种什么、种在哪儿）。它们是夺去农民智慧的手段，屡试不爽。它们是把水、土地、灌溉系统从穷人手中夺走赠送给富人的行径，厚颜无耻。水库迫使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陷入赤贫。从生态学角度讲，大坝也没什么可炫耀的：土地荒芜，洪涝频仍，土壤盐化，疾病流行。越来越多的证据还表明大坝和地震密切相关。
大坝曾被誉为现代文明的丰碑、人定胜天的标志，实则盛名难副。丰碑照说不该受时光侵蚀，而大坝的生命却太有限。大自然在水库里塞满淤泥，大坝的生命便告结束。如今地球人都知道，大坝所起的作用与公关机构所说的正相反。“局部遭罪，全国受益”的神话已被戳穿。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第一世界国家的建坝业陷入困境，难以为继。于是，这些国家打着发展援助的旗号，将这一行业和其他垃圾（如老式武器、超期航母、违禁杀虫剂之类）一起，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
一方面，历届印度政府，无一例外都自恃真理在手，对第一世界诘难有加；另一方面，却花大把金钱购买第一世界国家包装精美的垃圾。援助只不过是又一桩贪腐生意而已，和殖民主义没什么两样。援助已经毁掉大半个非洲。孟加拉国在援助的照拂下，至今站立不稳。这一切我们都很清楚，肮脏细节不提也罢。而在印度，我国领导人却奴颜婢膝，对援助笑脸相迎（同时又企图靠造原子弹来壮自家底气）。
过去50年里，单单在灌溉上，印度就花费了8000亿卢比。然而，跟1947年相比，易发干旱的地区更多了，易发洪涝的地区也更多了。尽管已有令人担忧的证据显示灌溉系统处于危机，大坝引发了洪涝灾害，人们对“绿色革命”迅速感到幻灭（产量减少，土地退化）5，政府却从未组织对印度3600座大坝中任何一座进行建后评估，以判断大坝是否实现了当初的既定目标，大得吓人的花费是否值得，或甚至，实际花费究竟几何？
印度年产粮食或食用油有几百万吨，与1947年相比增产多少—对于此类问题，政府能提供精确的数字。它能告诉你每年开采了多少铝矾土，国道的总面积加起来是多少。你可以获取每一分钟的证券交易信息，了解国际市场上卢比的外汇牌价。我们有办法知道某个星期五印度在沙迦输了几场板球赛。印度任何一年有多少大学生毕业，有多少人接受了输精管切除手术，也不难得知。可是，有多少人因建坝而流离失所，或在“国家进步”的名义下以其他方式做出牺牲，印度政府却拿不出任何数据。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如果不知道“进步”的代价是多大，不知道谁在为“进步”埋单，那又怎么衡量“进步”？如果不把生产的真正成本考虑在内，“市场”又如何为各种商品—食物、衣物、电、自来水等等—定价？
译注1：美国当代作家，被现代评论界广泛认为是文学而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角色。代表作《白噪音》于1985年获得国家图书奖。
2：卢德派，英国1811-1816年以捣毁纺织机械为手段抗议资本家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的团体的成员，新“卢德派”泛指强烈反对提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人。
3：印度是世界上板球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4：第一位非国大党人印度总理，人大党领袖，任期为1977年3月24日-1979年7月28日。
5：“绿色革命”，发展中国家通过使用化肥、杀虫剂和高产量作物品种而一度实现的农作物产量巨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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